作者：贺连奎

　　1942年，我从四中高中毕业。2002年是四中95华涎，谨写文感谢母校培养我的升学能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平津的学生不少人奔向大后方升学。1942年7月1日，我和同班同学张席珍悄然离开北平，乘火车到商丘，在安徽北部的亳县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绕经河南的中西部，7月中旬到达洛阳。旅途的艰苦和危险，自不待言。

　　我是未告知家庭出走的。路费是自1941年秋开始用零用钱积攒出来，临行前，又卖了‘辆相当好的自行车。到洛阳后，投奔河北省教育厅所设的“战区学生招待所”。该所在洛阳城东的陈村；借用农民一些房屋、学生仃1在地上摊开行李住宿，每天供给两顿较稠的小米粥。

　　当年，北平四中是男校。1942年高中毕业3个班。7月到洛阳的有多少位，已记不清了，仅记我班有邢连华、金毓甘、王以炘、刘宝元、齐立民、于焯民、张席珍和我。另外的两个班有张永芳、刘广志、徐宝理、贾宝成、吕翰田等人。

　　那年，西北各院校联合举办了“战区学生甄别考试”，及格者可以进入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或西北师范学院。迁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电加入这次考试。因路途遥远，两南联大未到河南招生。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来河南招生，为了要避开空袭、考场设在临汝，考期也在上述的甄试之后。

　　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了甄试以后，不顾疲劳，我和张席珍又顶着烈日、去洛阳南五十多公里的临汝，参加中央大学的考试。

　　中央大学的考题颇难，作文题《流萤》，尤其冷僻。怎样下笔?灵机一动，回想起1937夏天日机夜袭故乡县城的情景；汉奸们为给敌机指示目标，用手电筒向空中晃动，类似萤火虫在空中飞舞。有此内容、下笔流畅。回想起来，当时能如此写文，应当感谢国文老师白希三先生平时的启发；他在作文课上曾说过：“文章出你之手，入我之手，如信任我白某，不妨发挥”。在当时抑郁的气氛中鼓励畅所欲言，使学生们文思活跃。

　　老校友们回忆当年各位理科老师的文章不少，实际上，文科老师们对学生升学功力的培养、也作了很大的贡献。沦陷后，要学日文，英文课被压缩到每周两节，在此困难的条件下，李业余老师精心授课，使我们能在高考中与后方的学生竞争。 通过了甄试，我可以人西北工学院，张席珍可以人中央政治学校。河北省教育厅发给了相应的路费，大家离开洛阳又是一段艰苦而又有儿分危险的旅程。9月中旬我到达陕西城固县，等待西北工学院复试期间，中央大学临汝县考区的考榜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我被录取工院，张席珍考入化学系。但是，这时他已到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科入学了。

　　省教育厅原发给我的路费仅能到城固县。去重庆不够。千方百计也只筹措到一部分，这时已是11月下旬了。于焯民和我同行离开城固县，目的是翌年报考西南联大。

　　乘长途汽车到了四川广元，所剩的钱已不够经成都去重庆；不得已乘木船顺嘉陵江而下，我们在船上的棉花包上开铺。秋冬之际，嘉陵江水枯，木船不时在浅滩上搁浅，中途又有收税部门设置的一些障碍，致使12月中旬才到重庆，中央大学的报到期限早超过了。教务处对我说，本学年能选修的课程不多，四年不能毕业，要作5年计划。既来之，则安之，便在中大分校开始学习。

　　中央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但1943年春发生了学潮，最后蒋介石兼任了校长。

　　西南联大是我们向往的学校，我在中大既然不能按时毕业，学校又发生了上述情况，1943年我转考西南联大。联大考场设在沙坪坝。距柏溪十多公里，，考试前一天需赶到沙坪坝，当天和第二天夜间，在小茶馆的竹躺椅上过夜。天气炎热，蚊虫扰人，不能安睡。

　　离家外出，艰苦备尝。这是我当年升学的情况。回忆当年为何敢去后方闯荡，除去自信母校培养出来的考学能力之外，在校的体育锻炼也使体格健康，敢出远门。当年四中操场跑道500米一圈，200米跑道不拐弯，在北平是有名的。教过我的体育老师中的一位老师，是1936年柏林世运会的三级跳远选手王士林先生。

　　我考入西南联大航空系，和于焯民同班，他在1945年8月离校到云南昭通作地下工作，后转入武装斗争。听说在丘北地区一次作战中牺牲。张席珍后来到了台湾，九十年代中期曾回来探亲。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