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四中党支部书记 陈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看到在《四中校友》“相约在95周年校庆征稿启事”时，心情十分激动，我离开四中虽已四十多年了，但对那几年美好的往事，记忆犹深。我是1957年秋，从上海调往北京四中任党支部书记的，当时校长是温寒江，原党支部书记是年轻的刘铁岭，我去后，他改任副书记。

　　北京四中是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当时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校中资深望高、学识渊博的老教师多。我原只是一个苏州女子师范的学生，抗战初期即离校投身革命，于1938年6月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1955年转业，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处干部调配科长(陈毅任市长)，1957年秋，组织上将我调入北京四中工作。

　　在这样一个名望甚高的四中担任党支书，我深感自己水平低，不能胜任。但组织上己任命了，我作为一个老党员(1938年10月入党)，只有服从。另一个方面，我有在党内近20年学到的光荣传统，有信心带领支部一班人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校内贯彻执行。于是我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学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极钻研，运用党员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发挥群众智慧，共同努力，实事求是，以便把四中的教学等工作搞得更好。我个人处处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吃住在学校，以校为家，每天早起晚睡，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晚上2、3点钟才睡。我至今还记得1958年的春节，我忙到年三十晚十二点多钟才回家，引起我家人不满。

　　当时陈毅元帅、张爱萍总参谋长、傅秋涛部长(上将)等的孩子都在四中。我战争年代就在陈老总领导下工作，陈老总又是学生家长，于是1957年深秋我请陈毅元帅来四中做形势报告，1959年晚春又请他来四中讲传统，讲理想，讲人生选择。陈毅元帅的谆谆教导，引起很大反响，至今还激励着四中校友。. 毛主席发表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后，四中立即积极执行。因陋就简，动员年轻的教职员工和少数学生，在校园内自己动手盖厂房，建立校办工厂，师生每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保留有一个小木方凳和一个小木椅，就是当时四中校办2Z--做的。还在校院内挖开一个小游泳池，以便师生学游泳。当时的学生家长，只要学校有困难，都主动积极支持。如校办工厂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做出的各种产品，进进出出都需要运输工具，雇车运输，花费太大，张爱萍总长得知此事后，主动批拨给四中一辆大卡车，解决了运输的难题。四中的民兵训练需要枪支，傅秋涛部长就调拨了三十?六支步枪给学校，使民兵训练取得了好成绩。总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德育、智育、劳动、体育、卫生、党支部工作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受到上级好评。北京市委发出“五四年决定”后，市委和学校的不少同志，对决定有不同意见，乃于1958年7月，召开各区教育工作会，分区讨论，我在西城区各校党员干部讨论会上发言说：“我认为市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北京市委成立教育部本身就是重视教育工作，把学校教育放在党的领导之下，由党来管理学校，领导学校”。“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作出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是及时的，正确的”。我的发言，影响较大，受到上级的重视和好评。四中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张文松部长数次在有关会议上的表扬。1958年我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那几年国庆节时，我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毛主席、

　　1960年，上级调我到西城区教育局帮助工作，1963年又调我到北京市教育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局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又因照顾夫妻关系，将我调到青岛市教育局任副局长、顾问，1983年10月离休。

　　我至今都难忘在四中工作期间，老师们和同学们好学上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及对我工作的支持，特向当时在四中的全体师生员工致以衷心的感谢!

　　离休后，我继续为党努力奉献，写革命回忆录至今已发表了二十八篇，其中“忆张茜同志”一文，荣获济南军区“前卫文艺”优秀作品奖，还积极参加青岛市和教育局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下部队、机关、工厂、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100多次，听众达数万人，荣获省、市、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被评为省、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今后我仍将坚持发扬四中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