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秋萍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思想与行动冲破桎梏的时代，是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尝试到很多人生第一次的感受。现择几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

　　第一次挣到“外快”

　　1980年学校扩招了一批计划外新生，师资紧张，基础部聘我为老教师做助教，承担高等数学的习题课。我特别高兴，因为1978年我调到教务处做党务工作，感觉丢了业务很可惜，现在有机会“双肩挑”是求之不得的。那年我32岁，孩子才2岁就全托了。白天上班，晚上备课、批改学生作业。除此之外，还要补习英语、大学物理、化学，以弥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缺陷。真是累，仗着年轻熬过来了。第一学期结束时，学校发给我80元钱，是计划外招生的课酬(计划内招生还没有课酬)。那时我的工资只有49.5元，这笔“外快”几乎是我2个月的工资，拿到它能不高兴吗？

　　我自作主张，用这80元钱为小家庭购置了第一套“高档”消费品——一套农民制造的简易沙发，外加一个茶几。为此，夫妇两人发生了口角，老公认为我太奢侈了。这套沙发整整用了十年才被淘汰。

　　第一次拿到“岗位津贴”

　　1983年我调到教务处的教学研究科，在尤文处长的领导下工作，当时高校招生规模比较小，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因此社会办学如雨后春笋，高校教师纷纷到校外兼课。由于利益的驱动，严重的甚至影响了校内教学。因为校内还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当时大部分教师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收入不高，“当教授的不如卖烧饼的”就是当时典型的议论。

　　针对上述这种状况，樊校长率先在学校实行了“管理改革”的试点，目的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局面。我有幸在尤文处长的领导下，参加了各系的考核，我负责核算教师课时津贴。记得工大第一次实行的课时津贴标准是每学时1.2元。一石击起千层浪，这项改革马上在全校各个管理部门推开。工大的经验很快在北京市高校、进而在全国高校推广。

　　记得那年，我第一次拿到的岗位津贴是130元，我兴奋地计划着130元的用途，最后决定孝敬生我养我的父母。我给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母亲至今还戴着它。

　　第一批享受彩电

　　记得在1983年底，学校工会传来好消息：牡丹电视机厂为教师们提供一批14英寸 彩电，售价998元，分期付款，首付500元，彩电搬回家，余额每月从工资中扣除，一年还清。这个好消息真让我激动。当时很多家庭已有了12英寸 、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彩电还几乎无人问津。

　　我家的电视机是1976年生产的9英寸小黑白，1977年父母当作陪嫁送给了我。现在我要跨几个台阶，一步进入彩电时代。当时我把家庭积蓄全部拿出来，凑了500元钱，把彩电扛回家。全教务处的人羡慕得不行，沈亦鸣处长说，你可是全教务处最“富有”的人，你是第一批看上彩电的人。

　　第一次高校招生改革

　　1977年恢复高考起直到1984年，我校一直是第二批录取院校。这成了樊校长的一块心病。要提高学校的水平，教与学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学生来源质量不高，教学质量很难提高。如何提高生源质量是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樊校长的直接领导下，一个新的招生方案酝酿成熟。尤文教务长、沈亦鸣处长就招生改革的思路向教育部、市高教局做了汇报，取得教育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我又有幸调到招生改革办公室，参加了招生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招生改革的核心是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智育考核把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计入智育总分，智育考核具备可操作性。难点是德、体如何考核，按照德、智、体耦合积分量化考核的总体思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思想品德和体育的量化考核方案。1984年这套招生改革方案在20所中学试行。我校组织了单独命题考试，按德智体全面考核积分，录取了200名新生。这一招生改革，“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都做了详细报道，国内很多中学纷纷来信，索要资料，认为这一改革为德育量化考核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从那一年起，我进入了一个工作的新领域——高校招生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5年。在学校的支持和同仁的帮助下，我们在高校招生中创造了两个第一：1987年我校第一个开展在招生现场使用计算机辅助录取工作；1990年我校第一个组织研发了高校招生计算机录取管理系统。我校和我也分别被评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作者：北京工业大学 校友总会秘书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