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我非常渴望能够继续深造，因此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我住在十号楼，和李良荣老师是室友。作为恢复招考后的第二届研究生，我们都非常珍惜学习时光，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学习，脑子里装着的都是怎么做好学问。我们每天晚饭后都骑车到文科资料室去读书，一直看到关门，周末也搭上了。有时晚上回到寝室，洗漱完后，我们就开始卧谈，海阔天空，什么都谈，谈到兴奋了还会争论起来。声音太响了，隔壁寝室的人就会敲敲门提意见。当时好多寝室都是这样。同学之间经常也在比，文章发得怎么样，老师布置的书看完没有，毕业论文写好了么，等等。

　　我读硕士阶段的导师是李龙牧先生。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师，是新闻系副系主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新青年》杂志和“五四”时期的新闻思想史。李老师在学术上要求很高，很严谨，每两礼拜给我上一次课，一对一的。他会给我开一张书单，列出一大堆书，让我去看，两个礼拜要向他汇报一次。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校任教，先后在新闻系和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1987年我又选择了在职攻读博士。我读博士阶段的导师是宁树藩先生，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除了做学问以外，宁老师没有其他爱好。他总是在思考问题，吃饭、走路时都在思考。他的学问很扎实，想问题很深入，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还是没有停止过学术思考。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从来不谈其他事，一谈就是什么学问怎么样，什么书怎么样，什么事情跟人家怎么争论。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的。

　　同现在的学生不一样，我的求学生涯是断断续续的，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工作了再考硕士，再工作，再读博士。这既不利，因为你学习中断过，但又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新闻学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读读做做，做做读读，可能更符合新闻学科的规律。工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也成为日后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人作出选择是需要下决心的。之所以选择读书深造，是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一种乐趣，读书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愉快。不管是当老师，还是参加其他工作，我在学问学术方面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

　　总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

　　我感到，复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单纯地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技术性人才，而应该具备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综合的能力；不是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模式，而是能够充分张扬个性，激发潜能，成为具有宽厚的知识、创新的能力、开放的胸怀和高度的责任感的栋梁之材。我们的学生要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分钟，着眼于提高自己的全面素质。全面素质越好，你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强。复旦的学生还应该自信，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很好。

　　大学不断地培养学生，它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单位。一批批学生走进来，一届届学生送出去，薪继火传，生生不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光辉。这也是复旦生命力的所在。历经一百年的发展，复旦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门槛上。它既是第一个百年的终点，更是第二个百年的起点。我最大的心愿是，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发展中，复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当然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