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2日，北京市交管部门出台了规范执法行为的8条具体措施。这8条具体措施涉及到非现场执法、交通协管员等许多敏感的话题。有人评价说，这次整顿是从新交法实施以来，一次关于执法执行规范最实际的改革。新交法出台到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而改革似乎已经势在必行，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本期的《第一观察》结合“杜宝良现象”，就交通法规的具体实施进行了分析探讨。

　　杜宝良现象

　　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违章一百多次，在十个多月里都没有接到过管理部门的警示和通知。这一事件立刻被众多媒体所关注，一个新名词“杜宝良现象”从此诞生。

　　杜宝良，安徽农民，来京以卖菜为生。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间，在西城区真武庙，杜宝良105次闯入禁行道，累积被罚款10500元，人们戏称他为“违章大王”。

　　突如其来的巨额罚单一下就罚掉了杜宝良辛苦卖菜一年的收入。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有7种可供驾驶人员和车主主动查询交通违章信息的方法，包括交管部门官方网站、触摸屏、电视台公告、报纸公告、交通广播，或拨打收费声讯电话、定制收费短信服务。而对于起早贪黑、经济拮据的杜宝良来说，他没有时间去安闲地看报纸听广播，更没有财力去定制收费短信息和拨打每分钟约3元的声讯电话。于是，许多人不禁在问：最近的执法队离违章地点只有两个路口的距离，交警为什么不能在这十个月当中到杜宝良闯禁行的路口去"堵"他一次，现场教育他一次，从而使他今后不至于继续违法闯入禁行道呢？

　　主持人：关于杜宝良事件的最新进展，7月15日各大网站都转载了《华夏时报》的一篇文章，据说高层领导专门过问杜宝良事件的进展，而且对他遭遇巨额罚款表示非常同情。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杜宝良？

　　老梁：实际上北京交通执法过程中，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杜宝良这样的事件。当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使它迅速由一个小众话题演变为大众话题。

　　主持人：按老百姓的理解，应该是一错一纠，但现在的情况是违章了105次。一些人认为交管部门只管罚款是不合理的，但是不是合法呢？

　　王宝明：通过这种经济制裁的手段，使他能够遵守交通秩序，同时也教育他周围的人，使大家都遵守交通法规，最终创造出一种交通秩序来，是合法的。我认为这个案子最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在如何有一个正当的程序。

　　老梁：这个问题反映出执法者应从哪个出发点出发，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来执法。比如说交通管理部门每年都组织交警认真学习交通法规，但重点学习的内容是其中的那些细则，尤其是与罚款有关的部分。这背后实际上就隐藏了这么一种心思，就是能罚10个人，就不罚9个人，能罚200元就不罚150元。就拿杜宝良违规的地方来说，那个地方是全天禁行，下面应该明确规定0点到24点，全天禁行。这是按照交通法规来说非常规范的字样。但在这个时段，半夜三更了也没多少人，没多少车，禁行的目的是什么，这目的不就变成了罚款嘛，而根本不在于警示你，就是要罚你。所以我说这反映出一个执法者的良心问题。

　　北京市交管部门新近出台了8项措施

　　交管局近日公布的八项具体措施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告知制度，其中包括违法记分满12分，必须要实行邮寄书面告知；规范交通标志设施、道路限速标准、固定违法监测设备的设置与使用。在后三条中，还特别提出要清理占路停车位、对已撤销的停车泊位线进行彻底清理，以及整顿交通协管员队伍、清理事故办案超期扣留车辆等新措施。　

　　此外，措施中还涉及一些实际操作的具体规定，如：对已设有固定监测设备的地点，民警不得使用移动监测设备拍摄同类违法行为；已采取抓拍方式记录的违法行为，民警不得现场再对相同的违法行为进行二次处罚；使用移动监测设备工作时，乘坐车辆必须号牌齐全并放置在不影响交通的地点等。

　　主持人：从这8条措施的具体内容来看，交管部门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表明从杜宝良现象中吸取了教训。

　　王宝明：这个规定比原来更加细化了，至少说不可能再出现这种违章若干次以后，违规者仍然不知道违规情况的现象了。我认为，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这种制度层面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杜宝良本人发生了105次违规，被罚了10500元钱这样一个案件，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例，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责任型转变的一个过程，是整个社会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客观要求，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老梁：中国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本来就不十分协调，有70%以上的道路都是收费的，而且这么多年来交通规则越细化，道路拥堵现象越严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车辆逐渐增多的原因，但是很主要的一点在于车辆增多了，我们的道路也在随之不断增多，而这两方面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没有体现出来呢？这就说明我们在交通管理方面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程序和执行的具体手段问题，还有一个思维上的认知问题，就是到底是管理还是服务？是保护大多数人，还是“整治”极少数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包括我们今天反思“杜宝良事件”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