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67届 王永效

　　1989年，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与高中时的同学德地一人分别了二十一年后，竟能在浙江海盐县又重逢了。那天傍晚，他与张元正突然找到我家，站在我的面前时，我居然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后来还是张元正说了一句：“永效，你认不出了？他是德地……”这时，我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沸腾起来。是啊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岁月流逝，眼前两位老同学脸上已有皱纹，头上也有丝丝白发，望着他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学生时代的一件件往事又涌入我的脑海。

　　1964年，高一开学后的一天，班上又来了一位新同学；身上穿着花格衬衫和劳动布的牛仔裤，脚上一双黑色尖皮鞋，这与众不同的穿着，与全国学雷锋时代的校园学生的反差极大。他由高一(5)班的一个日本中国通同学岗崎温陪来的。岗崎将他介绍给班主任陈刚白老师，我们才知新同学是日本人，名叫德地一人。这时德地突然向老师来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嘴里只说一个字“嗨！”要不是在课堂上，我肯定会笑出声来。

　　将近两年紧张的学习，他与班上的同学一样，非常刻苦，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还要学习中文，攻克语言关，同时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入校后不久，整个装束儿几乎与我们无不两样，也是个小平头。他与同学相处得都很好，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在学校宿舍坐在床上补衣服的照片。文革初期，他送给我时，我还很纳闷，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偷拍的。

　　记得1966年夏天，刚刚出现毛主席像章时，大家都渴望能得到一枚。那时市场上几乎很难见到，唯有友谊商店里有卖，专供外宾。于是，他骑车专程去王府井友谊商店为同学们去买。回来后说，店里的门卫以为他是中国人，不让进，直到他叽哩咕噜说一连串的日语，才被放进去。

　　1968年2月，我在北大附中应征入伍，部队就是现在已公开了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年，哪里曾是个与世隔绝的神秘的导弹基地。也许是因搞无线通信关系，在连队隔三岔五地填张表，搞政审什么的，弄得我们挺紧张的，生怕与那些不该沾边的人沾上亲“惹麻烦”。恰在这时，收到一封信，信封比一般的大，且左上角没有毛主席语录，落款清楚地写着：北京德地寄。我拿了信一声没吭，马上躲到伙房的灶间拆开一看，是德地的一封短信，告诉我张元正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同时寄来两张他自己放大的黑白照片，是张元正与当地农民在农舍前·合影和下地时骑马的照片。照片是珍贵的纪念。可想而知，张元正在东北，我在大西北，德地在北京，同学之间的情谊也只有用书信来表达。我本应立即给德地回信，可是部队有严格的纪律，又有职业的要求，只能给张元正去信，请他转告，照片及信收到，以后不要再来信了……。谁知从那时起，竟有二十年彼此没有音信。

　　1989年，我们全家已从四川深山沟的核潜艇基地调到浙江海盐县参加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那天是德地与张元正专程由上海驱车来看我。面对两位老同学的到来，除了兴奋和激动，便是共同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回忆当时班上所有能记得起来的同学，回忆所有教过我们课的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对北大附中老师严谨治学、循循善诱的作风难以忘怀。回忆北大附中那时的生活，尤其1965年毛主席发出“全国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后，学校的一切活动都犹如在一所准军事化的军校‘般。正因为有这些“正统”的教育，使我们不仅学到应有的文化知识、生活自理能力，还学到了老师们对教学一丝不苟的作风，这一点在我们这二十多年工作中，一直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第二天，我又陪他们参观了建设中的核电站外貌，留下许多彩色照片。

　　同年年底，德地结束了日本太阳交易株式会社驻沪办事处主任的任职回到东京，我们也进入了核电站紧张的调试阶段。

　　1992年11月，我随厂总工程师赴日考察。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终于与德地再次联系上，他接待完一个客商后匆匆赶到我的住地东京银座国际饭店。我们在异国他乡又一次会面，对我来说别有一番滋味。这次我带给他一份特殊礼物——北大附中30周年校庆纪念册及几枚北大附中校庆纪念章。我还向他讲述30周年校庆那天同学们相聚的场面，特别是与老师站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已很难分清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了。因为老师们显得更加年轻、坚定和自信；而我们这一代学生每人都有一段坎坷经历，也就显得更加老成持重，临别之际，我俩又在东京美丽的夜景中合影留念。

　　人们都说中学时代的友情是令人难忘的，尽管同学们离开中学校门已有27年，每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事不同的职业，担任不同的职务，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流逝，彼此更为珍视了。同学们不管走到天南地北，海角天涯，母校强大的凝聚力将永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德地多年来一直从事商务工作，利用他熟悉中国的特有优势，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在此，我也祝愿他能为中日两国间商务友好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工作单位：秦山核电公司生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