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首页新浪校园《成长》正文
后现代的“性”研究

http://y.sina.com.cn 2005年07月19日 16:12 《成长》

  文/John H. Gagnon & Richard G. Parker

  译/蒋宜辰

  通常被排除在性学研究的对象之外的那些社会群体,首先对性学研究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增强了开展性研究的紧迫性。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促发了性研究中新的关注点的大量出现,提醒研究者用一种新的方式把“性”作为对象纳入到社会研究的总体框架中去。这种对“性”的重新认识带有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性”不再仅仅被视为个体的特殊行为,其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为研究的重点。在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下,实施性行为的主体不再成为研究的中心;西欧或北美社会中主流的行为模式也不再是惟一的焦点;更多的边缘文化或社会背景下的性行为开始浮出水面。与西方社会中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行为相比,它们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特色鲜明。

  在当代“性”研究的发展趋向中,不难发现强烈的后现代特征――人们通常将其描述为解构性(fragmentary)、偶然性(contingent)和不确定性(uncertain)。然而,在后现代的“性”研究中,行为主体的非中心化(de-centered)倾向,并不意味着在个体特定的性行为表现与较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之间就不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相反,近年来涌现出的大批与此相关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研究主题在跨学科研究领域里的中心地位。这本论文集中文章的编排,便充分反映了上述研究取向。

  研究者们发现: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人的欲望(desire)进行理论化阐释,实在是格外复杂和困难。传统观念认为,性的欲望是天生的、自发的、普遍存在于异性之间的。阴茎和阴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在婚姻关系许可的范围内,男女两性的身体接触自然会产生性欲。实际上,研究者们往往还会用欲念(lust)、驱动力(drive)或是推动力(impulse)来指称性欲。无论称谓如何,它们都描述了明确的目的与指向。

  在解构传统的性科学和性学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观念更多地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统治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并不依赖于研究本身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本文集中Karin Lutzen的文章)。在近期的研究中,当研究者对性的欲望进行分析时,关注的重点从个体本身转向外界环境(参阅Jeffrey Weeks和Mattias Duyves的文章。它们都提及了体现这种变化的几种表现)。过去,研究者们重点关心的是:究竟是怎样的内部力量催生了欲望?现在则转而探究:欲望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是怎样生成、如何衍变以及如何被不断地诠释的?欲望的产生和消失是怎样实现的?

  此外,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性欲和人类的其他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联系。当然,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中,性欲确实和其他身体欲望之间毫不相关。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性欲却具像地与商品消费欲联系在一起(正如某些商品广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物质欲望与性的欲望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从欲念(lust)到欲望的称谓转变,反映出研究重点从(个体)内部向(社会)外部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从性的天生论(natural)到人为论(artificial)的转变;以及从关注一般到分析个别的转变。欲望和情感一样,不再单纯是个人行为,转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对于欲望的产生、延续和表现,一种全新的理解正在逐渐形成。

  要正确地理解欲望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涵义,离不开对性的欲望和性的认同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自我观念(self-conception)、自我认同与个体行为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只是在最近几年里,才出现了针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个体自我认同的研究(请参阅本文集中Gilbert herdt和 Andrew Boxer的文章)。在其中一些研究中不难发现:传统的性别认同和性认同已经逐渐让位于各种舶来的观念和行为――例如在许多传统的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或者越来越多的“男同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请参阅Dennis Altman和Michael Tan的文章)。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政府的性别政策对性行为的影响。

  所有的研究都确凿地表明:性的观念认同和行为表现并不总是一致的,影响它们的社会因素也各不相同。“我是谁?”和“我应该怎样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的相互关系也因不同的文化而异。实际上,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我是谁”(认同)对于“我应该怎样做”(行为)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反之亦然。不过,在大多数现代社会或转型社会中,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俨然已经成为行动决策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大量卓有建树的“性”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一个话题: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不平等现象对男女性关系的现实影响。性别权力关系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而性别不平等现象则广泛存在,它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性生态(sexual system)相结合,决定了性生活的绝大部分面貌。

  要证明性别不平等确实存在,是件既困难又简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认为性别差异是天生如此的,那么他将很难发现并认同社会权力差异对性别内部和性别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影响。如果男女两性在生理结构方面存在天生的差别,那么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他们与她们在性生活中的表现的?按照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来说,由于男性拥有很多精子,所以他们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女性因自己而受孕。女性拥有的卵子数量却很有限,因此她们倾向于对受精卵百般呵护。因此,男性拥有的性伴侣数量通常会多于女性;他们更加热衷于色情文艺;他们对婚姻的忠诚度也会低于女性。人们总是用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来解释一些常见的行为差异。然而,一旦抛开两性之间存在的生理差异,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他和她之间原来有如此之多的不平等(请参阅本文集中Lori Heise的文章)。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将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区别。

  人们还发现:男女之间权力的差别是理解一切涉性话题的关键(请参阅Barbara de Zalduondo和Jean Maxius Bernard的文章)。因此,类似“上月你一共有过几次性生活”这样的调查问题,逐渐被下述问题所取代:“是谁先提出性要求的?”“性关系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你的性要求是否曾遭到拒绝?”“你为什么想发生性关系?”等等。

  性关系的确立、维系和发展,通常会受到客观的或是潜在的暴力因素的影响;这种暴力关系反映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自然法则”(natural order of things)。人们总是容易忽视那些足以改变性关系的因素:女性在社会中的受教育状况、女性是否拥有不受男性约束的行动自由、女性是否掌握了正确的避孕方法等等。同样,对于男性而言,这样的影响因素包括:是否承担起了养育子女的责任、是否有正常的工作、是否酗酒等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对于性行为的影响,我们必须透彻地分析“社会性别系统”,也必须清楚地认识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权力角色,还要正确地理解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种权力关系,其中不仅包含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互动,还反映着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特定类型的男性和特定类型的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请参阅,Roger Lancaster的文章)。只有直面如此纷繁复杂的关系背景,人们在理解性别权力关系对性行为的影响时,才能够明察秋毫。

  无论人们关注的对象是欲望的发展与衍变,还是性方面认同的形成,或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性别关系,无不折射出近年来“性”研究取向的改变。过去人们专注于个体的性行为,现在则是把个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这种改变还体现为研究者对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的重视。对人类的性生活或是非性生活而言,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都至关重要。人们普遍承认:社会结构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它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自己建构出了性的观念和行为,可是这种建构却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意味着社会文化环境将会塑造和约束人类的性行为;与此同时,同属一个文化社群的个体之间也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进而改变人类性行为的表现方式。

  社会网络的实际影响,胜于参与性活动的任何个人或群体(请参阅Edward Laumann, John Gagon和Robert Michael的文章)。性活动牵涉的社会关系非常多元,大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小到朋友和亲属关系。这些关系会影响我们和性伴侣之间的互动,以及我们对性伴侣的选择。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在一个社会中,性关系的结构以及相应的关系成本,决定了人们获得性伴侣与选择性伴侣的机会的多寡。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在18岁-59岁的人群中,四分之三的人拥有固定的性伴侣(大部分已婚);随意发生的性行为(the market for easily available partners)只占少数。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这种比率更是近乎于无。

  近年来,在性学研究领域之外(即传统的性学研究未曾涉及过的研究题目)涌现出大量新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关注社会网络或人际关系网络对性的巨大影响。这群研究者此前都未曾涉足过性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兴趣,多半来自艾滋病研究和生育研究已经提供的大量研究机会。(请参阅Anthony Coxon和I. O. Orubuloye的文章,其中探讨了社会关系网络、性关系网络和艾滋病传播的关系。)

  最后,上文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提到过的研究课题,大多数服务于艾滋病研究(虽然它们也涉及到其他性传播疾病、意外受孕、性暴力以及大量的涉性社会问题)。其中对性风险(sexual risk)的形成和作用的分析,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请参阅,Carl Kendall和Geeta;Rao Gupta和Ellen Weiss的文章)。其实,如果把人们对风险的理解和反应,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结构和行为变迁背景之下加以分析,定会更加有助于透彻地理解风险。事实上,当今“性”研究的重心,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对上述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相互关系的分析上(请参阅,Shirley Lindenbaum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后记)。过去的研究很少关注“性”是如何随着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可是例如在(美国的)殖民地时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互动会导致“性”的变化,统治者们――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政府头领――都认为这种变化是积极有益的。但是那些将“性”视为神圣物的文化群体,则对变化持否定态度(这种情况并不多)。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方面,本土文化面临丢失的危机;另一方面,性接触可能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某些本土文化中,多伴侣性接触并不存在禁忌――编者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对某些本土文化进行保护,而同时却要促进另一些本土文化的变迁,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话题。诸如此类的非常现实的关怀,要求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性”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如何有计划地、富有政治责任感地、合乎文化地来开展关注性行为变化的研究项目。我们知道,有些关于艾滋病传播与预防的研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高危行为上,却没有注意到性的社会工程中的其他更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要认清:究竟哪些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需要为这些变化付出多少代价,以及这样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要知道,“性”正在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进入到自觉的政策研究领域,我们需要掌握更多、更新的“性”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性”的政策研究。

  通过阅读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我们发现,通往新知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当人们试图去发掘特定行为背后的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之际,虽然这种努力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身边这个(用shirley Lindenbaum的话来说)日益割裂的世界(disconnected world),但是其中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简单明了,但是它们能使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性”研究的重要价值。“性”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纷繁复杂、变化多元的当代生活。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性”研究通讯》第一期,原作者是John H. Gagnon & Richard G. Parker,原载于他们两人主编的Conceiving Sexuality: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95。本文是《“性”的认知历程》系列的完结篇。)


评论】|【收藏此页】|【 】|【多种方式看新闻|【下载点点通】|【打印】|【关闭
新 闻 查 询
关键词
国家:
省区:
城市:
类别:
学校: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