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hn H. Gagnon & Richard G. Parker

　　译/蒋宜辰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性学的研究范式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理论解释这一层面上。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那些涉足性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一部分社会团体。后者致力于改造研究范式中对其不利的因素。

　　在性学研究领域，最先具有这种批判视角(现在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的那部分研究者，深受当时主要社会思潮的影响：起源于北美的符号互动论和实用主义、伯克疯狂而富有洞见的研究策略、库恩的研究，以及福雷克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性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这种理论危机，实际上折射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在整体上所面临的挑战。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地方性理论(local theory)趋向，也是其中的表现之一。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人文学科中涌现的批判性研究、直接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思想的理论探索，以及巴特、布希亚的研究著述等。

　　“性”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重构关于性行为的知识，其中不仅要把行为本身视为研究重点，更要把与行为相关的文化、历史、社会因素统统纳入研究范畴。这种尝试不仅将挑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性观念，同时也将对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构成冲击。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性”并不是以个体内在的驱动力为基础，而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催生的。对于性行为的研究，应当具像为对于那些与性行为有关的文化因素、人际因素以及精神因素的分析。

　　无论是从各类学术研究(包括性学研究在内)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正统的性学观点构成了冲击。例如，女性主义对性学研究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在于：主张西方社会的“性”研究应该使用“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更加宽泛的解释概念。这种主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关注是谁在主导研究(男性研究者居多)、探讨什么是正常的性行为(男性的性行为通常被作为标准)、意识到人类发展历程中“性别习得”的优先性(性别意识的产生早于性意识的产生，priority of gender leaning)、关注性别差异对男女两性的社会生活的影响(权力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实践方面的差异)。同时，还有一点虽然鲜被提及却确凿无疑：体现在性行为中的两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存在于欧洲-北美文化语境下的两性关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类型。

　　在女性主义研究日益繁荣的同时，男、女同性恋研究也持续升温。事实上，两者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交叉。不过，同性恋研究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科学和性学研究的既有传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作为“同性恋者”(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称呼)本身就等于被归属于一种特殊的性类别，因此那些具有同性恋身份的学者所做的批判式研究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性研究的一部分。其实，这些批判式研究――特别是那些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认同转变以及行为表现模式(patterns of overt behavior)的内容――对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而不仅仅是对于性研究。(Plummer 1992)。

　　在所谓的同性恋研究中，自我认同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精神分析学将同性恋界定为两种类型：“真正”的(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命定型”，obligatory)和“情境性”的。此外，那些在幻想、欲望、认同、行为方面混淆不清或者自我矛盾的个人则难以被归类(通常被称为“双性恋者”)。研究者们采取了各种方法以解决这种归类困境(金西则主张干脆对认同问题不予考虑)，但都无济于事。

　　最近，学界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大多数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个人认同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复杂而多变；而诸如“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同志”(gay)、“酷儿”(queer)和“克隆人”(clone)之类的称谓，则都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是社会建构把个人认同与行为表现加以联系而又以其昏昏令人昭昭。学界的这种认识，对于研究种族、宗教、性别、阶层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中，人们仍然习惯于把某些公开的行为表现(public performance)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同性恋研究对性学研究既有传统的挑战，还体现为越来越多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研究者，进入了同性恋问题研究领域。过去，同性恋者不能研究同性恋问题，这种规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在研究中难免会带上个人偏见和某些特殊的诉求。其实人们常常忽略了：异性恋者也会持有同样的偏见和特殊诉求。同性恋反对派(homophobia)和同性恋亲近派(homophilia)都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其实，一个异性恋研究者所持有的偏见也许更加强烈；因为异性恋者通常认为自己代表了正常的标准，而没有意识到异性恋行为也只不过是众多的性形态中的一种而已。(这里提及的“异性恋”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那些和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男女)。挑战那种“同性恋者必然是有特殊诉求者”的成见，同时就是在批判实证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立场，就是在批判那种“同性性行为不正常”的判断。

　　女性主义/妇女研究与男、女同性恋研究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它们的成功都主要归功于一批中坚份子百折不挠地开创了学术的新领域，同时也得益于男性和异性恋者从上述两个研究领域中的淡出。不过，在各自的学科界限内，女性主义研究者和同性恋研究者都至少部份地回避了某些研究主题。例如，他们往往不把男性作为社会性别的产物加以分析，或者不大分析当代社会里异性恋的社会建构色彩。

　　此外，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研究领域中那些卓有建树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历史题材而非当代现实。一般来说，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中，那些坚持研究的现实取向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者们都认为：类似妇女、同性恋这样的概念都是当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可是历史研究强调的是连续性，研究者们不应该把产生于当代的分析概念比如社会性别、同性恋，运用到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之中。这也是两种研究取向之间最重要的差别。

　　依此类推，人们不仅要问：理论化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强化现实而非分析现实？当一个坚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在参与了社会抵抗运动后，他必然会陷入某种研究困境。因为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内，无论压迫还是革命都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概念而已。这种研究困境自然会促使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以过去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在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研究过去时，研究者可以避免与当下的政治现状发生冲突(例如，把历史上所说的“鸡奸犯”定义为社会的产物就不会有任何风险)。然而，研究者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权力、统治与反抗这些现实问题，因而就会不断地对理论的发展构成冲击和挑战。成熟的理论框架应该能够为社会实践、社会干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艾滋病的流行促成了更强硬(robust)的建构主义的“性”理论的形成。性行为和艾滋病传播之间存在必然的相关――这一事实的确立以及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突显了跨文化的“性”研究的缺失(Daniel & Parker 1993)。随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性行为、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课题都显著地增加了。但是，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究竟是怎样传播的，还是知之甚少。对“性”的过分关注反而削弱了通过医疗保健、预防控制或者政治活动等其他形式来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努力。

　　与此不同的是，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男、女同性恋研究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要使“性”研究有益于预防艾滋病的话，就不应该只关注特定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实践，而应当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塑造和规范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者们不应再只关心特定行为的发生频率，而应当深入分析行为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而去探究那个赋予行为以意义的社会文化体系。

　　当“性”研究更多地与预防艾滋病、性别不平等和性压迫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当研究者把性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性行为中所饱含的个体之间的互动性(inter-subjective)便格外引人瞩目。“性”并不是个体的独立的、单一的行为，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能在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关注性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互动、重视性行为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洞察性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和复杂内涵，这些新思路都促使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将目光投向单纯的性行为，而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形塑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准则(culture rules)。特别是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时，那些影响性行为构建(structure)和定义(define)的区域性、个别化的类型体系(categories)或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就更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

　　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便发现：西方医学界惯用的那些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这些类型和分类通常用于表述性行为或流行病的不同种类――并非普适皆准。生活在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群，可能对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观点不能苟同，而他们恰恰是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研究中的焦点对象。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那些人们，也未必会同意我们的观点，而他们则是艾滋病研究的重点对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某些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类似“同性恋”、“妓女”、甚至是“男子汉”、“弱女子”这样的区分也完全不存在，或者是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涵义。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当地人在这些方面的归类也许并不符合西方科学语境下的类型学标准。

　　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的关注，反映出研究者角色的转变：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局外人”(outsider)转而成为“内部观察者”(insider)。对于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而言，帮助他们理解和解释自身性行为的经验知识，也就是从过去的 “疏离体验型” (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经验型”了(experience--near)。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性”研究通讯》第一期，原作者是John H. Gagnon & Richard G. Parker，原载于他们两人主编的Conceiving Sexuality：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95。本文是《“性”的认知历程》系列的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