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以为教授要求记者采访付费是天经地义的，根本就没想到“该不该”的问题。不料，反对付费要求的人用语竟然那么激烈，且还都是些知名度颇高的专家学者。但把他们反对的理由掂量再三，我觉得没有一条是成立的。

　　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展江认为，教授接受采访要收费是“腐败向高校渗透的表现，应该受谴责”。他的“谴责”够严厉的，事涉“腐败”，岂止谴责，更应该制止和查办呢！我一向敬重展江先生，但对此论却不以为然。展江先生认为，教师与政府官员一样是“担任公职的”，“他们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担任的是公共职能”。限于篇幅，本文不谈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接受采访，单说教师这种公职人员有什么法定义务接受采访呢？他们的公职只是完成学校规定的教书育人等任务，公职人员并不是“公家”的“包衣(奴)”，“公家”什么时候买断了教师的“八小时之外”？接受媒体采访与教授到各地讲学，与中小学教师假期做家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同样要花费时间、精力，同样需要知识准备，同样是“传播知识与文明”，只有面对大众与小众之别。

　　研修法学出身的陈杰人兄则断言:“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教授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采访，所以媒体和教授之间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自愿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律对采访费无能为力。”但他认为这些教授是利用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高度计划化和垄断化”的环境，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话语霸权心态，在索取不光彩的利益(见6月20日《南方日报》)。这话纯属想当然，诚如易宪容先生所说，“由于现代知识的公共品性质以及它的共通性、渠道来源的多样性，知识或信息的替代性很高”，谁敢如陈兄所言:“在这一领域，我就是最牛的人，不找我采访，你找谁去？”

　　我读易宪容先生昨天在本版的文章，看标题《采访教授是否付费该由市场决定》，以为他是不反对教授要求付酬的，细读文章却不是。他的文章有一个主旨是劝教授们要善于“经营自己的知识”，不要“仅仅看到一些直接的利益、短期的利益”，不要“只会做一次(性)买卖”；换言之，应通过接受媒体采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经营自己的“品牌”，获得更多的间接收益。这种技术层面推心置腹的话可接受也可不接受。但易先生显然认同媒体的“一个假定:你接受采访就是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把你的‘人力资本’培养了还要付费是不合适的。”我不太认同这个假定。对电视台与电台的采访，卑微不如教授的我就是心存戒备的，并不想在那上面出名:即兴发言本来就容易出纰漏，它们还要删删剪剪，弄不好断章取义反而败坏了我的名声。我知道有几位朋友就对自己在央视的出镜结果忿忿不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付费采访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严重危害社会氛围(请注意，喻先生不仅反对在职教授的付费采访要求，而且反对一切付费采访要求，此前他用同样的理由反对退休的电影导演孙道临老先生的付费采访要求，不过，没听说他反对基辛格、克林顿的付费采访要求)；陈杰人兄说教授要向媒体收取“采访费”，是“惟利是图的丑陋表现”；易宪容先生认为“传播知识与教育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种最基本的内心底线都没有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呢”？看来，他们一致认为提出付酬采访的要求是极不道德的。哎哟哟，有这么严重吗？

　　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说某国正动员数百万军人、学生下乡支农插秧。这种事20多年前我们也干过。若拒不下乡义务劳动，岂止是不道德，简直是反动！前些年，我们也曾参加单位组织的上街清扫垃圾、洗交通护栏的义务劳动；那动员令都是感动人兼威慑人的道德辞令。如今，取消了道德强制，上马路做公共卫生的都是志愿者。这应当算是观念的更新，时代的进步吧？为什么在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在并非不追求盈利的新闻传播领域，教授还得受道德强制做“义工”呢？(文/知名杂文家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