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酋长“失踪”了

　　湄沁打来电话，说酋长失踪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和沫沫在床上那个。床顶，天花板上的灯光冷不丁地一闪，一闪。我记得在开始之前，我是关掉了这盏灯的。可不知为什么，它总在关键时刻，眨起了贼溜溜的眼睛，像有人偷拍一样。沫沫搂着我的腰，紧张得要命。她说，我怕怕。

　　这是一盏国产环形吸顶灯，沿海某个城市引进的日本技术。酋长建议我买它时，说它寿命长，光线强，用电省。为此，我花掉了一百多块。酋长是路灯局的电器工程师，简称“电工”。他的话，我信。

　　买回后，最先发现吸顶灯还有“偷拍”功能的，是沫沫。那天半夜，我们在床上，也是不早不晚的当口，它忽悠地一闪，又一闪，把沫沫吓哭了。后来，我问酋长，在断电的情况下，日光灯管为什么会突然发光？而且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在我和沫沫接通之前？酋长解释说，在物理学上，那叫“放电现象”，正常得很。就像一个精血旺盛的愤青，你阻止他性交，他就会焦灼不安，然后擦枪走火。可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日光灯管在断电之后，仍然放电；也不是所有的愤青，在按捺不住之后，都会擦枪走火。

　　湄沁一直在哭。

　　我丢下电话，提起裤子，对沫沫说：“我得出去一会儿。”

　　沫沫问：“你去哪？”

　　我说：“我找酋长！”

　　沫沫不依不饶，她躺在床上呻吟：“就五分钟。”

　　我是片刻也不能等了，我得找到酋长，问他今晚是不是擦枪走火？我刚刚迈出房门，沫沫就在背后破口大骂：“毛次！你最好去死！”

　　毛次是我的名字。

　　湄沁还在哭。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劝湄沁冷静。问他们有没有吵过架，酋长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仇人？湄沁直摇头，说没有，真的没有。酋长那么老实，怎么会呢？我仔细一想，也是。

　　六神无主的湄沁，不忘给我递上一杯开水。我说，还是你喝吧，喝完了慢慢说，酋长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失踪的。

　　情况是这样的：湄沁做好了晚饭，等酋长下班。可酋长到了该回的时间还没回，他以前一直是很守时的。奇怪的是，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人不回，手机也关了。他会不会出事啊？

　　湄沁像有神经质，她从座位上弹起来，要冲出去找酋长。我拦住了她，问有没有打路灯局的电话？湄沁说，打过了，一直在打，没人接。我反问，为什么不设想一下，他有可能在哪条巷道，正在抢修哪盏坏掉了的路灯呢？湄沁说，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在这个城市，什么时候有谁抢修过什么路灯呢？我说，那再等等吧。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提议，是不是先检查一下房间，看看酋长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湄沁同意了。

　　他们的住所在泰格公寓的１栋３楼。不大不小的两室一厅，很快被我们抄了个底朝天。我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在他们卧室的天花板上，装有一盏和我租住房一模一样的吸顶灯。另一样是，在沙发的隐秘部位，有一本上了锁的日记本，封面上写着“非本日记主人，请勿随意翻动”。

　　我把日记本交给湄沁。她说，这是酋长的笔迹。我询问湄沁，要不要一起打开？湄沁说，不行！酋长不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偷看他的隐私。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酋长的下落的呢？湄沁对我说，在Ｗ市，他没有别的朋友，就你这个老乡。如果天亮之前，酋长还不回家，你就打开看看吧，发现了什么线索，就告诉我。

　　从泰格公寓出来，差不多凌晨三点了，顺着雄楚大街向西步行三公里，我回到了石牌岭的租住屋，沫沫也不见了。

　　她偷走了我的两千元现金。沫沫总是隔三岔五地从我口袋里偷钱，但平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元。她玩福利彩票，每期十注，每注两元。可我从没见她中过一次奖，包括最常见的五元末等奖。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任凭沫沫的一只手频繁地探访我的口袋，另一只手不断地指向摇奖机中的“双色球”。沫沫为残疾人作贡献，我为沫沫作贡献。我估计，她拿到这两千元钱之后，现在已守候在街边的某个投注点，只等天亮，彩售人员一打开机器，她就会一口气买下一千注。如果运气好的话，沫沫会立马回来找我，如果运气不佳，她极有可能从此消失。

　　不管沫沫回不回来，我已经没有心情出去找她了。沫沫和我在一起，总共逃跑过五次，前几次，她带走了自己的行李，这一次，她连行李也不要了，似乎那个五百万的头等奖，非她莫属。

　　我是半年前认识沫沫的。那时，我刚刚从部队退伍。我父亲打来电话，催我回长沙，说在卫生防疫站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但我不想回长沙，我想用五千元退役金作本，开一家小型的户外运动营。当我在Ｗ市的街头巷尾，忙于寻找门点兼做临时住处的时候，我新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发给我的短信，她说，由于误操作，她把刚买的一张一百元充值卡，充到我的手机上去了。她问我，可不可以退还她的一百元钱？我仔细查看了短信上她留下的手机号，竟与我的手机号尾数只差一字，我的手机号是１３０９８８３００６４。相邻的两个数字，极有可能造成操作失误。我还查对了我手机的话费余额，果然多出了一百元。于是，我把电话打过去，答应退钱，我们约好在理工一桥上见面。

　　原本打算退了钱，就去附近看看，有没有需要出租转让的门点。因为那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工大路，是“夜香港”。但沫沫执意要拉我去麦当劳，她花了大约五十块，相当于手机充值卡面值的一半，要了两份汉堡，两杯可乐，两只菠萝派，一袋薯条。薯条是我们共吃的，沫沫一边蘸着番茄酱，一边兴奋地说，同在一个城市，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我们都住在中国联通的隔壁。

　　吃完麦当劳后，沫沫和我手挽手，一起逛了工大路，我没有发现有需要转让的门点，但在不远处的石牌岭，我意外地找到了一间出租房，也就是我现在的租住房。我的房东，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太，我第一次见到她，并向她打听附近有没有出租房时，她坐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小楼前抽烟，不是普通的纸烟，而是咖啡色的、又粗又长的雪茄。她说，孩子，是你住吗？我说，是的，是我一个人住。她站起来，指了指身后的小楼，说，请跟我来。很窄很黑的前厅过道，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两只脚一踏上去，心里就直发毛。看来，这幢两层小楼很有一些年头了。我有点担心，说不准哪天它会坍塌下来，埋葬了我。

　　老太太说，原来没打算出租的，现在身体不行，想找一个年轻人能天天进进出出，好给这老房子添添生气。我问老太太贵姓？她说姓沙。我们就叫她“沙奶奶”。沙奶奶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又嗜烟如命，而且只抽劣质的雪茄。这样，她的气管总像一支风管，有一种杀鸡的呜咽声。又因为听力不好，她说话的嗓门特别大，尖锐的声音也就显得特别刺耳。沙奶奶矮胖而行动不便，有一头亚麻色夹杂花白的自然鬈发，双眼凹陷，但眼神慈祥，温和。我怀疑，沙奶奶有俄罗斯血统。后来，我还听说，沙奶奶一生未婚未育，房下只有一个侄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俄语。

　　见到沫沫的第二天，沫沫就把行李搬了过来。她说，我不走了。我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沙奶奶没有另收我的房租。

　　我从不在乎一个人的到来，也从不在乎一个人的离开，我对酋长的日记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是，我拿着日记，竟不知如何下手。不是我多么胆小，也不是我多么纯洁，而是天怎么老不亮。在天亮之前，我想回顾一下我和酋长的关系，我曾经是酋长大学军训期间的教官。

　　１９９８年８月上旬，我所在的武警部队参加了长江大堤抗洪抢险。那个“许大头”许指导员强调，在码放沙袋时，要像平时整理内务一样，保证每个沙袋方方正正。他还要求我们从数百万只杂色编织袋中，挑选出艳丽的红色，在绵延十余公里的子堤上，镶嵌出壮观无比的巨幅标语。那标语叫做“水涨堤高，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在人人表态的全体军人大会上，我第一个跳出来指责“许大头”，说他是“抗洪白痴”，“许大头”则呵斥我是“政治白痴”。这事儿后来被王支队长知道了，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批评“许大头”。于是，子堤继续在“争分夺秒”中长高。８月１３日，抗洪部队爆出一条特大新闻，“许大头”的“政治堤”在央视新闻频道中亮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站在子堤上，手拿话筒，背对长江，采访了“许大头”。立功后的“许大头”，还没来得及卸下胸前的大红花，就急于找我谈话，他让我明天回中队去，参加支队组织的大学新生军训。其实，我早就明白，训练完新生，正好是老兵退伍的时间。

　　和我关系最好的郝强对我说，妈妈的，凭什么啊？你毛次能名正言顺地临阵脱逃，我们就该在这里严防死守，誓与大堤共存亡？

　　那时，部队刚刚吹过休息号，郝强从堤坝下面往上爬，他满脸泥污，只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见我着装整洁，拎着背包，幸灾乐祸地等待返回后方的汽车，很是不服气。

　　我说，你操蛋吗？你不操蛋就老老实实地扛沙包！

　　抗洪，给我带来耻辱，也给我带来骄傲。我最大的骄傲，是让王支队长记住了我的名字。不过，他把“毛次”叫成了“刺毛”。管他呢，刺毛就刺毛吧。几天以后，我极不情愿地去警民共建单位——Ｈ理工大学，充当了一名教官。虽说这里没有前线那么紧张辛苦，但那段时间，我总想发火。我一看到那些胖胖墩墩的大学生，就把他们当成了抗洪前线的沙袋，就想上前去拧背扛摔。

　　我选定酋长作为我的发泄对象。酋长戴着深度眼镜，脸庞黝黑，整个一山里人。可恨的是，这个山里人总是在队列中作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山里人又像一名社会活动家，身边聚集了不少女生，听他神吹神侃那套狗屁不通的“治国理论”。湄沁就是他的崇拜者当中的一个，她尊称他为“酋长”，说等到大学毕业后，邀约一批志同道合者去非洲丛林，组建一个“中国部落”。

　　我决定治理酋长。我在操场的草丛中逮到了一只土蛤蟆，我命令酋长给我吞下去！酋长说，毛教官，你这是胁迫部属，而且还是侮辱人格。我当着全体新生的面，大声说，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茹毛饮血”吧？你们明天的部落，就是今天的团队，部落也好，团队也好，头儿永远只有一个。现在，我，毛次，就是你们的头儿！

　　说完，我把那只土蛤蟆的前肢，连同头的部分咬掉了，并咽了下去。我喊酋长出列，把血淋淋的后半部分，恶狠狠地塞进了他的嘴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只要酋长敢把它吐出来，我肯定会扳掉他的两颗门牙。如果他还敢反抗，我就像摔沙袋一样，把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一节课不得翻身。但酋长出乎意料地咬住了土蛤蟆的尸体，他睁圆眼，张大口，把它吞进了肚里。他还把身体向前一挺，大声说，报告毛教官，我可以入列了吗？

　　我听见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我说，酋长，你有种！

　　打这以后，酋长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我还知道，他也是湖南人，家在湘西。酋长不仅和我同乡，而且还和我同岁。他的梦想是上北京的人民大学，但他的命不好，复读两年，最后报考了Ｈ理工。酋长寄读的学校，正是我的母校长沙一中。他说出长沙一中高二（３）班时，我大吃了一惊，我为我没有早些年认识酋长，感到后悔莫及。那时，我在高二（５）班，是“滓子集中营”——普通班。酋长倒先不好意思起来，他说，一个年级那么多人，我们又不同班，你怎么会认识一个从乡下来的寄读生呢？况且，我后来转学去了别的学校，复读了两年，考砸了两次，一直自卑得很！即使是在有名的一中，我也是不出名的，你肯定不会认识我了！

　　酋长这是第一次在我面前谦虚。我仔细回忆了高中时期那些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同学，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就差抠着脚丫子数数了，竟发现没有一个同学能够和眼前的酋长对得上号。３班和５班就相隔一个４班，那是什么班？是牛叉哄哄的火箭班。我们普通班一帮马里马哈的兄弟，总是正眼都不瞧火箭班那些牛叉的，牛叉们也从来都是埋头读书，没空打量我们这些普通班的马里马哈的。没办法，天生的牛头不对马嘴，搞不到一块去。

　　但现在，我们相识在Ｈ理工大学，他是大一新生，我是教官。

　　酋长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现在的专业。我说，你将就吧，总比我强。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都没有读完。这一切，都是叫钟小玲给闹的。酋长问，钟小玲是谁？我说，是我的邻居。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同属军转，早年在部队时是上下级关系，后来到地方工厂上班了，还是上下级关系。高二暑期，钟小玲说喜欢我，约我上宿舍楼顶。她很熟练地要和我那个，我当然愿意和她那个，因为她是我们大院的“名花”，也是我们５班的“班花”。那年暑假快要结束时，我趁这不可多得的机会，想和钟小玲再次那个，可她拒绝了我，她说她明天一清早要去西安。我后来见到钟小玲是第二年的春季，她挺着一只大肚子，被她妈领着上门找我妈。我爸听说后，吓了个半死，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儿子奸淫了他上级的女儿。

　　酋长对男女之事，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迫不及待地问我，那后来呢？我接着说，后来，钟小玲拿了我家一笔钱，生下孩子，真的去了西安。我十七岁做父亲，这成为我人生的污点。我爸托熟人、找关系，非要把我弄到部队去，接受革命熔炉的教育改造。入伍之前，我爸想把那孩子送给福利院，他那时经常参加长沙市老干局“关青工委”的活动。我妈说，你关心别人的下一代，还不如关心自己的下一代。于是，那孩子就留了下来，我妈还给他取了名字，叫毛毛。但我从来不让毛毛叫我爸爸，毛毛管我叫叔叔。酋长说，毛叔叔，你好厉害呀！我说，酋长，你欠扁！

　　军训结束时，是国庆节前夕，学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分列式。我是掌旗员，酋长是两名护旗兵中的一个。我们齐步走在几千名新生的前列，心情却大相径庭。在通过检阅台之前，我下达“正步——走”的口令，并和护旗兵由齐步换正步，同时换端军旗。在劈下军旗的刹那，我斜视检阅台，那里并排站立着大学领导和部队首长。我看见了王支队长，他向军旗敬礼，我觉得他是向我敬礼。我还用眼角的余光，瞥了酋长一眼，发现他迈步非常小心。我在暗中骂道：日老子的酋长，你今天不想威风了吗？

　　中午，酋长和一帮新生在学府餐厅为我送行。一些同学找我签名，并要我留下联系方式。我还收到了不少礼物，男生送我香烟，匙扣，钱包；女生送我卡通纸，绢花，小熊饰物等。湄沁的上铺是浙江人，大家叫她小胖。小胖送给了我一个香吻，然后“哇”地一声大哭。我有些尴尬，我是一个三岁小男孩的父亲，不知小胖知道后，还会不会吻我？小胖的哭声，感染了其他人，有几个女生抱成一团，开始抽泣，好像不是送我回部队，而是送我赴刑场。

　　酋长说，咱们四年以后再相见。

　　酋长的长远规划，令我汗颜。回到中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许大头”递交了一份退役申请。那时，有许多服役期满的士兵不愿意离开部队，想留下来入党、考学，或者选改士官。郝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报考军校。我不愿意留队，是因为我不想成天看到“许大头”，他让我感到恶心。退役后，我在Ｗ市东游西荡。有一天，在八一路，我碰见了郝强。他对我说，老兵离队后，王支队长来中队检查工作，顺便问“许大头”，那个“刺毛”呢？“许大头”说，退伍了。王支队长没有吱声，转了一圈就上车回了机关。听郝强这么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王支队长是个难得的正直的好干部，他对我有好感。但那又能怎样呢？我对部队没有好感。

　　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做生意的门点，手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就碰到了沫沫。沫沫和我一样，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她的生存手段比我高明。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是做什么的。但我明显感到，她就是Ｗ市人，什么事也没做。沫沫整天上网，有时彻夜不归。我生气的时候，就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但沫沫总可以坐在楼下的小餐馆里，让刚刚认识的网友埋单，并顺便给我带回一提盒饭。沫沫只和我一个人做爱，她需要很黑很黑的环境，在黑暗中花样翻新。我很反感，拉亮电灯，沫沫就紧张，哭闹。沫沫还经常拿我的钱，偷偷买彩票，她以为我是傻瓜，把那些打印的小纸片藏在胸罩里。其实，沫沫才是一个大傻瓜。

　　百无是处的沫沫就一样好处，她特别喜欢小孩子。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只要看到别的年轻夫妇牵着自己的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沫沫总要上前去和那孩子打招呼，并掏出一块口香糖什么的逗那孩子玩，搞得一对年轻的夫妇紧张得不行，以为沫沫是拐骗儿童的人贩子。住在沙奶奶附近的邻居，更是深受其害，五岁以下的小男孩、小女孩全都被沫沫“拐骗”过。时间一长，邻居们也习惯了，“拐骗”总归是“拐骗”，那些孩子认生，长的个把小时，短的三五分钟，孩子们吃完沫沫的东西后，不是吵着要自己回家，就是被他们的父母找上门来接走。这个时候，沫沫总是泪眼涟涟，一副伤心不已的痛苦相，反倒像是别人的父母，拐走了她的亲生儿女！

　　１９９９年春季，大学开学后不久，小胖来找过我。她见我和沫沫在一起，很是为我惋惜了一番，她同时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湄沁和酋长被学校双双开除了。我很惊讶，他们还是大一新生。

　　小胖说，湄沁寸步不离酋长。有一次，他们躲在蚊帐里做爱，被查房的辅导员逮了个正着。学校有规定，男女生之间发生性行为者，发现一个开除一个。学校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并非第一次。湄沁总是趁着宿舍管理员不注意，偷偷溜进男生寝室，然后一头钻进酋长的蚊帐里不出来。管理员没看见也就罢了，可他们偏偏要在深更半夜，弄出一阵不大不小的声音来，把同寝室的另外几个男生，搞得心旌摇荡，彻夜难眠。就这样，一群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夜夜凝神屏息，天天无精打采，饱受了身心煎熬之苦，时间一长，他们个个都萎靡不振。实在是受不了啦，几个同学一合计，集体上辅导员那儿去告密。湄沁的父亲是省直部门的副厅长，他让湄沁离开酋长，然后送她去另外一所大学。结果，湄沁从自家的两层小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胳膊。气急败坏的邱副厅长，也就是湄沁的父亲，腾出泰格公寓的这套空置的房子，给了湄沁。他说，你就跟那小子结婚吧。

　　我找小胖要了湄沁的电话，湄沁证实了小胖的说法。她满不在乎地说，这样很好！我可以坐在自己的家里，自由自在地看书复习，争取明年再考，考外地的大学。我说，酋长今年二十一岁了，他考过三次，他可没有你那么多的机遇。湄沁说，那有什么，反正他也不喜欢他现在的专业。我问，那酋长打算怎么办？湄沁回答，他在路灯局做临时电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宁愿把酋长当作一名“电器工程师”，而不愿把他看成是一个电工。如果不是碰上湄沁，将来的酋长，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和酋长做朋友，我非常愿意。问题是，酋长有些清高自大，他表面上认同我这个老乡，也表示愿意和我做朋友，其实他在内心里，根本瞧不起我。酋长这人，骨子阴得很！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一般都是胸怀大志、藏而不露的人！他们平时绝对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像一条正在修炼的草蛇，潜伏山洞五百年，只待时机。时机一到，它就会打一声呵欠，然后飞身而出，一举成仙！

　　在酋长还没有成仙之前，天赐良机，让我有了刺探他内心的机会。我现在就要打开酋长的日记。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湄沁的声音：“你睡了吗？日记看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什么没有？”

　　我说：“什么都没有。”

　　湄沁在笑。“不要看了，酋长回来了。”

　　我很生气，觉得被湄沁戏弄。我问她：“那酋长昨晚干吗去了？”

　　湄沁转述酋长的话：“他只不过是陪他们的局长下了一通宵象棋。”

　　我又问：“那酋长现在干吗？”

　　湄沁说：“睡得像一头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