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还是疏，日租房引争议

　　6月份的“禁租令”刚一颁布，就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而日租房的悄悄火爆，更是给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出了一道难题。

　　天津师范大学的白学军教授长期从事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研究，他近日对周围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日租房用来做异地情侣团聚的地方，这种情况大概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学校恋人们共度周末，节假日的好去处，大概百分之二十，同学周末聚会或者生日聚会，大概占到百分之二十，用于安置亲朋或考前临时抱佛脚这种用途占到百分之十左右。

　　据此，他认为百分之七十的学生租日租房别有用意，说明这些大学生没有把真正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而只是在体验一种“情感快餐”。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几个学生家长也大都持这种意见，一位大学生家长更是斩钉截铁的表示：在6月份“禁租令”刚下时，我就坚决支持教育部的决定，对于现在新出现的一些日租房，是在诱惑大学生犯错误。而且这些居住屋缺少管理，安全隐患大，应该早日取缔。

　　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公众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禁止学生租房，持反对意见，甚至认为，日租房的火爆正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强制规章在执行中的治标不治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表示，目前外出租房的现象的确得到控制，但是要求监控到每一个同学，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不可能的。

　　曾在网上轰动一时的《大学有问题》一书的作者、在上海一高校任职的熊丙奇教授就曾撰文指出，价值观念变迁，行为风险减少和经济发挥了区分人群作用，这三者从深层推动了校外租房现象，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规章，但也需要对权利的尊重，就像在咖啡馆里不能打赤膊，但选择喝什么咖啡，或是喝不喝咖啡，是顾客而不是服务员的权利。

　　一些言辞激烈的专家更是直指禁租令侵犯了大学生作为一个成年人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虽然教育主管部门的出发点是为了体现对大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与健康成长的关爱之心，但这种绝对化的规定缺乏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是以爱的名义剥夺大学生的自由。各个高校更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行政主体逐渐向市场主体和教育主体靠拢，最重要的是确立学生的选择权利。(本报实习生 范晓勇)

　　(编辑：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