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与市场

　　■“进入市场，尚未进入文坛”

　　■“写作被出版社发现”

　　■“问题不在孩子们”

　　白烨

　　我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80后”写作者和作品，进入了市场，但尚未进入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最近，又看了一些“80后”作者的作品，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还要关注那些被“明星”们所遮蔽的实力派写手，发现商业运作背后的文学追求。现在看，“80后”的情形相当纷纭，谁都难以代表谁，谁都不愿让别人去代表。现在围绕在“80后”写手周围的，主要是一些出版社，而一般的出版社都是在寻找明星和制造商机，不是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我们的文学期刊与杂志要走近“80后”，使那些踏踏实实又默默无闻的新人有破土而出的机会，也要让“80后”写作群体看到，写作的出路不只有走市场化的图书出版一条途径。

　　梁晓声

　　听到大家发言，“80后”这些孩子还没走上文坛之前就与市场结合了，他们的写作被市场发现。那么年轻就被请过去，立刻尝到甜头，然后非常睿智地按市场化写作，非常熟悉市场化的写作窍门，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现象，那会伤害一个人的写作才华。说他们是“文学写手”很精确。我不知这些人是不是都在读大学？是不是剪断了与生活的联系？我觉得问题不在孩子们，他们有很好的感觉和文字驾驭能力、热爱文学的愿望和写作的迫切性，关键在出版社和传媒。利益两个字会毁了这些孩子，在他们中间，可能会有大师出现。

　　看来，“80后”是一种出版现象，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写作还是离市场远一点好，不要以为市场永远值得信赖，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被老板用足之后，三十多岁，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跳舞唱歌了，就被赶出好莱坞。秀兰·邓波儿含着眼泪问：“你们真的会那样对待我吗？”这说明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可持续的，唯一可持续的，是对文学的真挚感情。

　　陈福民(社科院文学所、文学博士)

　　有一幅漫画，小孩子还在幼儿园里就与出版社签约了。所以说，9岁写长篇小说这完全可能。我们看文学史，曹禺写《雷雨》22岁；“先锋文学”作家格非写《大年》24岁；余华写《十八岁出门远行》26岁，“80后”这个概念带有商业色彩，面对余华、格非，“80后”应该努力。

　　我们了解“80后”的写作背景，也不应将其妖魔化。说“80后”完全市场化了，也不是，还有人坚持在文学的梦想里，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表示尊敬。

　　在商家看来，“80后”是吃青春饭的艺人，秀兰·邓波儿的结局不是很清楚吗？！市场按流行的元素要求你、暗示你，而好小说一定要超出这个格局。广西作家鬼子，写作《瓦城上空的麦田》，版权被张艺谋买走。他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写好小说不吃亏”。

　　杨匡汉(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80后”这些年轻的写作者，处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大环境中，这一点必须考虑进去。梁晓声开始写作时，正是社会进行政治反思的时期，现在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与媒体炒作是规律，也是很可怕的事。但是，经济与文学是要区分开的，经济讲节奏，速效，讲利益；而文学节奏慢，是磨出来的，讲心灵。

　　白烨

　　今年暑期我在西单图书大厦参加“80后”一个活动，有位记者问你们如何看待市场与文学的矛盾，十几位小作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有什么矛盾？在我们看来没什么矛盾。对这个回答，我很惊异。由此，我想到“80后”所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当然，人各有志，有的人愿意在顺应商业写作中早收名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去迁就商业化的取向，那无疑既是一种悲哀，又是一种放弃。这个问题不只是“80后”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坛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我们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