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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宿舍同学的话竟变成了一句预言。爸爸也开始倒霉起来。我的经历跟他比起来简直是走运的。

　　爸爸出了车祸。

　　他老老实实地站在斑马线的一端，等待红灯变成绿灯。结果却被一个酒后驾车的女人撞伤了。据说爸爸都倒地了，那个女人还没醒酒呢。那么守规矩的爸爸，到底还是被不守规矩的人给伤了。

　　好在没什么大碍。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看到的爸爸算是接近健康的，只是腿被撞得肿了起来。可我却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医院里的人似乎和爸爸很熟，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问了半天，才知道爸爸在这儿看病已经半年多了。他得了严重的肾病，而我却一无所知。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恶心。我每天关心的都是服装、商场、恋爱、时尚。我根本没拿出一点时间去关心我的爸爸。我了解刘德华的身体状况甚于我的爸爸。我嘲笑他自称老人的时候，他真的就这样，一点点地老了。

　　他急于给我找个男朋友。他是怕他死了没人照顾我。

　　我觉得自己是那么麻木，对他的苦心竟没有丝毫的察觉。

　　我扶着爸爸走出医院的时候，除了哭，根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倒是他不停地安慰我，好像受伤、得病的是我一样。

　　接下去的日子，我很负疚地照顾他。他却总是叫我安心学习，不要管他。没几天，他就说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为了证明自己没事还蹦了几下。

　　元旦过后，我独自去医院询问他的病情。他的医生告诉我，他的病很严重，除了换肾没有其他根治的方法。他本人已经决定肾移植，也就是换肾。原定是十二月末，根本没打算告诉我。他出了车祸，所以医生决定推迟手术的时间。

　　要不是那场车祸，他现在已经做完了手术，而我居然毫不知情。

　　医生说，他们已经寻找到了合适的供体，手术的准备也基本完成，希望爸爸能早日手术。但他也希望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手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不仅手术过程中不能有一点闪失，还得没有术后慢性排斥反应，新肾脏在身体里长期有功能存活，才算是移植成功。

　　回家的路上，我打算和爸爸严肃地谈一次。希望他不要总是把不好的事瞒着我。可我进门一看到他那张脸，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是轻声说了句，我去医院了，什么都知道了。

　　他岔开话题，开始说电视里广告太多，让他很不耐烦。

　　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你决定了？真要做手术？”

　　“是啊。保守治疗也治不好。爸不是想多陪你两年嘛！”他说这话时微笑着，表情轻松，好像肾脏移植像切除阑尾一样，手到病除。

　　手术的日期被定在了一月十六日，是爸爸定的。他提前住进了病房。

　　十五日晚上，他要我坐在他的身边，开始了我有生以来我们最长的一次交谈。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脆弱，他并不像他想让我看见的那么坚强。

　　“宁宁，或许明天我下不了手术台……”

　　“爸，别这么说……”

　　“让我把话说完。我跟你说说你爷爷的事，和我的过去……”

　　他说了很多我从没听过的故事。我从不知道我们家有这样曲折的过去，简直是一部血泪史。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早年留学海外，属于现在很时髦的海归派。他热爱这个国家，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祖国的建设中。他以为，他的一生就会在这样的平稳充实中度过。可没想到赶上文革，他被从人民的队伍了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有叛国前科的阶级敌人。他每天要不停地交代罪行，游街，承认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改换孩子的名字。当时，爷爷已经有两个儿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出生。爸爸是老大，那年已经十岁。爷爷把爸爸的名字改成林爱国，二儿子的改成林爱民，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林爱党，以表白自己爱国家、爱人民、爱共产党的心。这件事传出去后，爷爷却罪加一等。那些红卫兵说爷爷死不悔改，说他以孩子的名字向社会主义挑衅。他们问爷爷：“为什么你孩子的名字连起来是爱国民党？你为什么那么爱国民党？你已经反动到极点了！”爷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没有看到第三个孩子出生，就含恨忍辱地自杀了。

　　厄运并没有因为爷爷的死结束。那些红卫兵认为爷爷当然是畏罪自杀。他们无休止地批斗、搜查，把一家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奶奶就是在那种环境下生下了姑姑林爱党。

　　接下去的几年，奶奶和爸爸的弟弟林爱民相继死去。我见过的，只有姑姑林爱党。我对她的记忆也十分模糊，她已经在九十年代初移居海外。

　　听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简直不能相信它就这样发生在我的亲人身上。我的爷爷、奶奶、叔叔都死在那个愚昧野蛮的年代，我的爸爸也为此留下了心底抹不去的伤痕。

　　我忽然明白了爸爸为什么让我叫林思宁，明白了他的画为什么那么保守，明白了他为什么活得那么谨小慎微。我通过他含满泪水的眼睛，看到了许多说不出的苦难。

　　爸爸最后说：“我要在一月十六号做手术，是因为你爷爷是这天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