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青春的力量，青春的国家第2页:“青春痘”们的表达方式第3页:他们给中国气质加什么？第4页:“青春痘”们与“和平崛起”

　　请允许我套用同样对中国充满感觉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句式：飞过中国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乘客，如果能俯瞰清他所飞越过的中国城市的话，都能发现多幅截然不同的中国典型画面：一种是传统的红瓦砖墙的古老建筑画面，一种是摩登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画面；一种是茶馆麻将太极拳的安闲画面，一种是迪厅游戏机麦当劳的快速画面；一种是勤勉劳苦安分守己的中国老人的安静画面，一种是洒脱跳跃挥霍青春的中国年轻人的狂放画面。每个亲眼目睹这两者之间的性格裂变的外国人都会大为惊奇。

　　当中也许包括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这位从事大众心理研究，写下《乌合之众》的学者当年曾经断言：“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法国人给出的对“国家性格”的定义更值得我们在意，他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

　　然而，在遗传带来的国民性格特征之外，“青春痘”们在带来更多属于“新一代国民性格”的特质，比如——“另类”。这个词语在今年2月被《时代》周刊以英文新词“Ling lei”的提法首度告诸世界——这些年来，中国人热爱的一个性格表达。这本杂志一直在关注中国新文化力量的成长，2000年，它报道“年轻中国”，2002年，报道“中国新文化革命”，在2004年，他们报道“中国的新激进者”，把焦点集中于“80后”一代的年轻人们。报道中，杂志分别援引年轻作家春树和年轻IT经理人满舟的话：“我们希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拥有我们想要的朋友”、“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并以此种方式填实他们对中国新年轻人气质的发现。

　　同样被《时代》周刊写进报道中的，还有韩寒，一个写出令一代年轻人觅到认同的新晋作家，他对记者说：“我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普通人执著一点，也更懒一点，要做的事情都是真正喜欢的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不是很喜欢另类、叛逆，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装与众不同。而我相信一切真正此类的人，至少都是不希望被管束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生下来就活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伴随着他们的父辈历程与自己的入学、毕业和工作的一切过程中。放开的体制束缚，更多的专业成才的政策下，自然而然地令他们更在意自身的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邓小平没有亲眼看到长大成人的一代，除了香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想必还有这样一个遗憾——80年代下的蛋孵化了，25年结的果子熟了——他老人家晚年总是把他们称为“娃娃”。

　　正如我们一直愿意看到的，这是新锐崛起的中国，你一直信守老观念而误读的中国，你无法一一盘点的“新新中国”。在当前，评说“什么在构成这一代的中国性格”也许显得徒劳，但我仍然乐于分享其中一些甫浮上水面的性格可能，尽管它们之间似乎有着无法理解的矛盾：比如“奇客”性格与“大狗”性格，前者信奉技术，后者信奉财富；比如艺术浪漫主义者与科技理性主义者，前者成为艺术家，后者成为企业家；又比如冒险家与实干家，前者有上海人温州人，后者有广东人山东人。有个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甚至划分得更细：广东人之中，广府人像美国人般自由、客家人像犹太人般勤勉、潮汕人像日本人般精明。

　　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地缘特征的庞然大国，任何简单的划分只会让人忽略蕴含其中的多元化韵味；这也是一个历经多个政治思潮的沧桑大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气质，邓小平时代的务实作风，后邓小平时代的宽容、多元化处事方式。尽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谚语，但中国在变得越来越不像原来那些学者定义和想象的“中国”。它在很多原本不属于中国性格的地方凸显着这个“新帝国”的崛起之势。

　　我们更愿意把刘翔这群忽然冒起成为民族英雄的“青春痘”们视为这个国度的国民精神的一次爆发和升华。他们被社会心理利用，这个国家的国民们那种渴望“下一代人的迅速成长起来”、“支撑未来中国的崛起”等现实的心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