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之外的思索：西海固到底有多穷？
风闻西海固“贫穷甲天下”的说法，那一定是官方途径。即使张承志的西海固不是他的臆想，而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也早已经是过去时了。当我们口没遮拦地跟当地人这样转述的时候，换来的一定是一点小小的不快和尴尬，就好像不应该揭人伤疤，戳人家痛处。从此之后出门在外处处小心，不再提“穷”这个字眼。
然而此后，“我们这里穷吗？”却已成为西海固人对我们提出的保留问题，并且不容你客套否定；甚至有的时候，许多日用品的价格超出上海许多，仍然有人要往家里搬，使你打心眼里质疑“穷”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可是说出来会被人以虚伪论处。作为一个还没有彻底脱尽爱面子习气的上海人，我是不太习惯别人在我的面前哭自己的家里有多穷的。于是我不伦不类地说，“还好还好”，做买卖的立刻加了价，把东西高价卖给我们。穷，好像也是一种资本，可以要挟别人来作点贡献，而城里人是应该多作点贡献的。我们不管西北的民风是否剽悍，通常是要理论的，如果连讨价还价都不会，那不算全面发展的“研究生”。
校长说：“我们这里的物质水平要比大城市差50年吧？你们恐怕要过不惯。”我说，我小时候住在嘉定乡下，也不过如此，也就差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他并不相信。来自天津的支教老师说，现在天津有些农村也就和这里差不多，校长更觉得我们在说胡话。他们曾经见过的城里人大概是很富的，每周包一辆车上地级市转悠去；我们的到来也许稍稍平息了当地人的些许仇富心理：脸裂了涂两毛钱一支的“棒棒油”，天冷了买8块钱一双的“棉窝”，入乡随俗也表示对当地人的尊重。我常常会把理想中的自己想像成是液态的——在什么容器中就是什么形态，但是自己又是自己，有拘束可以，没有拘束也可以。在上海这个容器里就像上海那样规矩；而到了西吉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个野孩子。
我们做事总是习惯讲意义，那么我来到穷乡僻壤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里的老师说：“不来西部，你们的生命不完整，贫穷磨炼了你们。”不知别人如何，我们还是有点不服气，能承认的仅仅是过去20年所教会我们的东西，这里还真用得上。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当地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也没有什么“四面环山容易让人心焦”，有庄稼的地方可以撵野鸡，有灌木丛的地方可以撵兔子——未必能撵到，但野味自己烹调起来还是很棒的。一定要强求意义，只能说，我发现自己到哪儿都能活。我去固原市开团代会时，其他县代表团里的志愿者在描述他们的艰苦时，见到我会谦逊地笑笑：“其实还是人家被分在西吉的志愿者最艰苦，他们连电视都不能看，澡也不能洗，寒假回家也比我们晚。”我不合时宜地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杀鸡洗死兔子，弄得满手鲜血。上海现在正流行吃兔头，我们已经实践过了，吓得女孩子们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我并不怀疑这里的贫穷，但不可否认的是贫穷还远远没有威胁到我们。我们生活在乡上公办的学校里，教师是乡下的“高收入”人群。我们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火烤，有电话就有网上，我们离原来的生活还不是太远。但是，孩子们不是这样，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由于只有这一所中学，因此分布在各个不同村落里的孩子都要走远路来这里。他们的一日三餐都是硬馍馍加热水。由于馍馍两三天以后会发霉，他们每个星期二、四就要赶上二三十里路回家去取馍。走这二三十里路起码要两三个小时，当他们每星期三、五来学校上课时，早晨4点左右就要背上书包赶路……到了周末，非但不能休息，而是两天繁重的农活儿——挖洋芋等着他们干。住宿条件也一样艰苦，两人一张单人床，到了深秋，宿舍和教室更是冷得像冰窖一样。我问校长，“难道这里的宿舍和教室冬天不生炉子？”校长的回答是，如果教育局每个学生两块钱的取暖费发不下来，就没法生炉子。
其实在对贫穷标准的问题上，城市人也存在极大的认识偏差。西部的贫瘠在想像中似乎应当是一片雪白的盐碱地，寸草不生；人们衣衫褴褛，牛羊瘦骨嶙峋；失学儿童遍地，校舍东倒西歪。这些都是讲“贫困”时必备的要素，缺一即难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可以被称为“那还可以嘛”。我们在雪地里拍的照片就被一小弟弟认为，如果是盐碱地就会震撼他的心。我给香港朋友看我的学生点着蜡烛在教室看书的照片，因为闪光灯的原因，夸张了蜡烛的效果，他们说：“哇，这蜡烛真厉害，可以点亮一间教室耶。现在已经点得起蜡烛了？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连灯也点不起的。”我好像应该多少做出点受伤害的样子，然而我是可悲的城市人，早已预料到我将受到周星驰般无厘头的嘲弄，所以只能报以一笑。我们有时会不会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已经越来越难受到震撼。那些为了使自己心灵受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是在发展的，生活其中的人们也有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是它的步伐太慢了，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