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余秋雨作品的畅销，与“批余”声音的此起彼伏，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文化圈的一大现象。5年前，青年学者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以“文化流氓”、“文革余孽”等激烈的字眼，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而芦笛的《余秋雨，你为何不脸红？》、金文明的《与余秋雨同学谈心——拟中学语文老师的语重心长》、朱健国的《余秋雨五个“新鲜谎”》、朱健国的《论“余秋雨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肖夏林的《文化中的文化》、蒋蓝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余秋雨》、罗林志的《论余秋雨的倒掉》、朱大可的《余秋雨批判：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等文章也发出不同声音。

　　余秋雨《借我一生》在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上雄踞一个月之后，一本新书《吾师余秋雨》日前悄然上架。作者马小娟(笔名哈马忻都)18年前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她对记者坦言：“一切的仰慕和误读，都让我有描述一个更真实的余秋雨的冲动和决心。”

　　还原真实的余秋雨

　　十几年来，亦师亦友的关系让马小娟比一般的读者离余秋雨更近，期间关于余的热点也从未停歇，出于一种对老师的理解，也是对读者知情权的尊重，使她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觉得很多关于余秋雨的文字，无论维护还是诋毁，都没说到点上，而且其中还夹着男人间的勾心斗角。余先生说过，针对自己的激烈言论其实也是对突破原有格局的‘新兴文化生态’的反弹，这种文化生态，在他担任上戏院长时就已经酝酿建立，作为学生，这本书完全都是我多年来对余先生自然的认识和感悟。”书写一位有争议的名流，马小娟说自己为此也担忧过：“我能料到出书后很多人会骂我，更不想让我和余先生之间的关系蒙上模糊和不纯净的投影，但是，对于一个影响过自己成长走向的导师，躲闪和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我应该如实地写下来，让读者自己去感受。”

　　余秋雨读后很激动

　　《吾师余秋雨》选择在《借我一生》出版一个月之后面世，这种效果是一种暗合还是有意为之呢？马小娟笑道：“出版时间是出版社决定的，看起来有点像《借我一生》的注脚，其实这两本书是完全独立的。写这本书时我和余老师从来没有通过气，直到书稿写完，我才不得不让他过目。”对于学生的“不敬”，余秋雨的反应表现了一贯的宽容，“他看完后打电话过来，没说好，也没说坏，就发表了一句感想：我很激动。”至于这份“激动”意味着什么，读者可以从书中余秋雨的两篇回忆散文《有人敲门》、《我能听见》中感受到，“因为上戏那段岁月是他生命的转折点。”马小娟说。

　　他把学生“赶”出宿舍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感性的笔触描写了为人师者余秋雨。在上戏教书时，余秋雨把自己不太确定的选择坦诚地传输给他的研究生们：“他从不赞成我们仅仅是谦恭地吸纳、勤快地抄录、广泛地翻阅，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学习态势，他鼓动我们走出书斋、宿舍，行动起来到生活现场、到敦煌那样的文化现场去体验、创造。”那时余秋雨的授课风格和今天电视上的演讲颇为相似，“他总是一脸轻松，上课没有讲义，台子上只放着个笔记本，似乎也很少打开，坐在一张椅子上，不紧不慢地聊着，但我们总是被他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所感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正是他离开书斋的前夕，我们这些学生曾经被引导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

　　　　　　　　　　　　　　　　　　　　　　　　　　　　　　　　晨报记者 田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