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早报曾报道去年4月7日，上海复兴高级中学在全校播放录像，将两个“谈朋友”的高三学生的拥吻镜头公之于众，“以儆效尤”。录像中的“男主角”韦刚(化名)毕业后以侵犯个人隐私权为由将母校告上法庭。诉讼历时一年，法院终于通知将于下周一做出判决。与此同时，韦刚的自传体新书《我们从来不是花朵：与母校对簿公堂》也将于本月出版。

　　韦刚现在是上海大学广告专业大一学生，小云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一年前他们是复兴高中的同学，而且是“谈朋友”关系。事发后，小云曾试图与韦刚从学校教学楼跳下自杀，以“引起社会的震动”，幸好韦刚及时冷静下来。他们在重重压力下坚持复习，两个月后参加了高考，尽管成绩与预期有差距，但作为市重点高中的学生，两人还是考上了大学。高考一结束，韦刚立即找律师一纸诉状将母校告上法庭。

　　韦刚并不喜欢写作，也从没想过自己会出书。今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两次派人到上海找到他，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写成书出版。在出版社“保证你的话语权，给你原生态”的许诺下，韦刚被打动了。经历了这么多，韦刚一直“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他终于答应并立即投入写作。由于记录的都是烙在心底的记忆和积压在胸的想法，他写得很快。书中记载了他们被学校偷拍、在巨大心理压力下面对同学老师和高考、辛苦打工赚取律师费与母校对簿公堂的每个细节。

　　韦刚的代理律师说，韦刚在决定写书时曾咨询过他的意见。韦刚担心写书会影响法院里的官司，律师表示出不出书应由他自己决定，但只要实事求是地写，不会影响官司，也不会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韦刚的律师透露，受理此案的虹口区法院此前曾有好几次通知要宣判，但后来均电话通知改期宣判。韦刚很着急，7月他通过律师向法院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希望法院能早日作出判决。

　　韦刚当初状告学校时得到父母支持，目前父母依然坚定地站在他一边。母亲现在对韦刚与小云的关系定位为“好同学，好朋友”，她说：“对他们目前的关系我们不干涉，至于将来怎样要顺其自然。无论如何，学校都不应当那样做。”

　　对儿子出书一事，韦母也表示这是韦刚自己的事，父母不会干涉，但作为父母他们感到，一年多来儿子经历了太多事情后，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附：《我们从来不是花朵》片段

　　今年1月19日法院开庭，只有四个同学到庭给我作证，好几个原先答应作证的同学都临时变卦。我这边只有四个人，但学校拉去一车的老师和学生，感觉对方是“主场”，我俩是“客场”，面对的不仅是母校。至于胜诉，有这个愿望，但没这个把握。

　　法院也进行了调解，但太没有诚意，法官说站在原告和被告的前提下，双方是不可能调解，只有站在师生的关系下，我们才能调解。我感到听不懂，要调解就先不要站在原被告关系上，但不站在原被告关系上我能和学校上法院吗？还有人说这是为学生好，学校是没有什么错的。这太可笑了，为我好就拍我、放我，换成老师自己的孩子看看，这是法制社会。

　　学校在上海排名前十位，但很多事情不是这前十的光环所能掩饰的，书中披露的一些事情都不能想象，通过上访是解决不了的，况且这是对还有两个月就参加高考的我们的极大伤害和侮辱。打官司比较简单，也能寻求到最大公正。

　　我原来的样子，有点浑浑噩噩，依赖父母，为打官司筹集律师费，有了打工经历，更知道生活的艰难，我的家庭环境并不好，3000元的律师费用也是一个大数目，我不想让家长担心，现在大学同学一个星期是200元的消费，我是一个月400元。

　　打工的时候，我两次差点在电动单车上睡着，在餐厅和酒吧同时打两份工，心态更成熟了。我和小云交往到今年11月就三年了，这件事让我们互相更加了解。

　　父母和老师一定不要把孩子当作被圈养的动物。家长不要以为学校的任何决定和行为都是对的，对于在学校受到批评，家长不要把气都撒在孩子身上，校园里有白天也有黑夜。(东方早报记者 贺同)

　　亲吻镜头被曝光 少年诉母校案迟迟未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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