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怎么看最近赵燕在美国被打这件事？

　　发生这种事在美国并不奇怪，他们现在很害怕恐怖分子。美国人在中国被打，也发生过几次，不过，在美国是不会在报纸头条，当做最重要的新闻来报道。看看这张《环球时报》，头版一整版的赵燕报道，他们把这件事变成最重要的。

　　问：你认为，赵燕被打跟她是中国人没关系？

　　没有关系。如果她是个阿拉伯人，有可能被打得更厉害。

　　《洛杉矶时报》有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如何在报道这件事情，中国的反映是怎样的。假如你问美国人，我想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件事。但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过，我在互联网上也看到，有很多人讽刺赵燕，认为她是想要钱。

　　赵燕跟炸馆、撞机相比，是非常次要的。当然，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日本，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会让人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会让人认为是欺负中国人。

　　问：你看中日足球决赛了吗？

　　我看了，看的是CCTV5的实况转播。

　　我认为解说员的态度是不够中立的。他说到中国队时用的是“我们”，中国队进攻他说是好球，日本队进攻他说“危险了”；裁判判中国队员犯规，他批评裁判；但裁判判日本队员犯规，他就不说了。假如中国队去日本比赛，他们的解说员这样对待中国队，你们感觉好吗？

　　最后中国队输了，他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踢得很好了，虽然我们输了。我认为这有一点点阿Q：原因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是外边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在中国长大。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自己是受害的，是被欺负的，别人对中国做什么事情，马上会想到是别人在欺负中国，是不公平的，都是别人不好，原因是外部的。

　　中国有13亿人口，又那么喜欢足球，那么想赢，足球应该特别好。可是，为什么不成功，踢得这么差？怎么就找不到有天才的球员？日本球员的身材并不特别高大，为什么总是输给日本队，以前甚至被香港队打败？到底是谁的责任？中国人为什么不反醒自己，不从自己本身找原因？

　　问：“9·11”后，美国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调查？

　　因为要弄清楚是谁的责任，应该怪谁？要不要调整情报部门，要做什么改变？在美国，出了问题，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中国不用，只要过关就行。

　　问：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现在很可怕吗？

　　不是这样的。我带了很多团到中国，不少人是中学教师，他们都喜欢中国人。我想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分开的，分开了看的。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

　　最近两年，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青年中表现不是最明显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前几年发生了炸使馆、撞机的事情，民族主义表现得很突出。但说不定明天又发生什么事，它又会冒出来也不一定，现在中国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青年人首先是赚钱，要买房买车，想办法进入中产阶级。

　　这是我刚刚买的《新现代》杂志，它的英文名叫“豪华生活”。我发现这类杂志很多，像《青年财富》、《白领精英》，内容都是高收入、高消费，封面都是很有钱的人，没一个是乞丐(大声笑)。

　　在广东省做小学生调查，大多数小学生说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将来当亿万富翁，像李嘉诚一样。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以前还有雷锋，雷锋为人民服务，有螺丝钉精神。现在再提这些，没人要听。

　　问：你不认为比尔-盖茨是美国青年的榜样？

　　在美国比较奇怪，有些人甚至恨这个比尔-盖茨。反对全球化的人就不喜欢他，还有人反对他垄断软件。在美国年轻人中，并不是谁有钱就佩服谁，也还有理想主义者。我想美国人已经过了特别追求物质的阶段，但中国不一样，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0年前我来中国，到社会科学院，发现他们搞很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不过没办法发表，是禁区。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书，像这本《中国社会分层》，是我刚买到的。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阶层跟阶层或阶级跟阶级的存在，但中国现在也有了。

　　关于个人成功的问题，刘亦婷你们都知道吧？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讲她父母怎样培养她进哈佛，从出生到18岁是怎么教育她的。这是2001年中国最成功的一本书，广东省有地方还专门组织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刘亦婷为榜样，向刘亦婷学习。后来，又出了《剑桥女孩》、《哈佛男孩》、《东京男孩》之类的书。《从北京四中到北大清华》，是我这次买的，这类书很多。

　　同时，我注意到另一本书，叫《我平庸、我快乐》，是反叛“哈佛女孩”的，它要追求快乐，而不是常规的成功。但是，《哈佛女孩》卖掉100万册，《我平庸、我快乐》只卖掉两万册。

　　问：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刘亦婷”这样的成功标准，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说不好，是有些过分。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获取成功，而不再是为了学问，学到什么不重要，考取什么大学才是惟一重要的。

　　这样做的结果很清楚，是负面的：自我中心，谁都希望成为刘亦婷，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成功，他们会产生失败感、挫折感，自杀的人也有。

　　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师大教授，他的妻子也是教授，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了博士后回国的。他们的女儿非常喜欢当老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她现在是小学老师了。如果按照刘亦婷父母的标准，变成小学老师就是失败的，非常不成功的。但我朋友的女儿这样做了，而且她非常快乐。所以，不要看别人，要看自己，不一定看常规的成功标准。

　　问：在美国可有这样的事？

　　美国的学生不厉害，但从亚洲来的学生，学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压力很大。不同文化背景要求不一样。

　　我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中学也没毕业。小时候，假如我学习不好，我的母亲会打我，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自己没受过太高教育，一定要培养小孩受教育。犹太人和中国人比较接近，为了成功，教育是最重要的。但黑人不是这样，体育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强调篮球、跑步，这些也可以让他们成功。不过现在，我认为人最重要的，还是快乐。

　　在美国，我的不少学生是中国人。我有一个学生是上海人，刚拿到硕士学位，我常说他很实际。他讲，教授，你不要说我实际，实际是不太好的。

　　我问我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来读政治系，他们讲比较容易拿到签证。但读了一年以后，好多人就转到电脑或MBA上头了，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他们只是利用读政治系到美国，到了美国就转系，有的干脆在美国做买卖，他们比较实际。

　　另外，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形象也很重视。

　　看这份调查，是对沿海中学生做的“你认为最酷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有：做某项极限运动(攀岩、蹦极)；冷酷的外表加上不说话；中学生到国外留学；夜晚不归地游乐；骑赛车狂飚；得到明星签名；电脑黑客；电玩高手；帅哥和靓妹在一块；有极特殊造型的头发，如光头女孩。“为什么穿名牌？”原因依次为：质量好、有面子、给别人看、让别人瞧得起我……

　　现在中国年轻人看重个人、看重小家庭，自我为中心，不太相信政府给的承诺。不像从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年轻人真正相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是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做贡献。而现在，他们是在为个人的成功做贡献。这一点很明显，是不可否定的。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你有什么理想？他们说：没有理想。我问：“理想重不重要？”

　　他们告诉我：“理想很重要，但我现在没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您这次来中国，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我感兴趣中国的“洋博士”和“土博士”，也就是“海龟(归)跟土鳖”之间的区别。以前，他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分房子、待遇方面不同。不过现在“海归”太多了，所以区别不大。去年在上海就有7000人找不到工作，变成“海待”。我还发现，以前是“海龟(归)与土鳖”的冲突，现在是“海归”里边的冲突———有两种海归派。

　　一种是在海外拿到学位的；还有一种只是访问学者，他们到国外逗留一年左右，不拿学位，也没有压力，说不定是天天打牌的。他们为什么做访问学者，因为在国内他们地位比较高，是校长或副校长，院长或副院长，到国外去，他们更多的是为了镀金，回来后也成了“海归”。两种海归派的矛盾是：谁更应该被提拔？

　　问：假如“海龟与土鳖”没差别，以后出国的人会少？

　　不一定。土鳖还是要出国的，出国有好处。你看北大改革第一次方案中，还是强调出国的。我这次来中国，还关注“北大改革”，通过“北大改革”，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一稿到第三稿我都拿到了。

　　问：许多资料网上就有，干嘛非亲自来呢？

　　不来不行，我要和北大教授面对面。谈话时，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身体语言。我采访了一个院长，他对张维迎批评很多。第一个方案是张维迎搞的，这次在北大，我发现很多人把他看成是个“坏蛋”。支持原先方案的人好多不是北大的。那个院长就说，这些人是从农村和偏僻地方来的，他们有野心，他们是想被提拔。

　　问：观察下来，你怎么看北大改革？

　　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被取消了，比如末位淘汰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很难办。改革，清华也在做，但北大跟清华的区别是：每次北大做事情，他们都先要告诉别人知道；清华也做了，但没告诉别人知道。

　　问：作为“台湾大选观察团”成员，你是怎么观察的？两岸问题，台湾青年是啥态度？

　　1991年台湾选举时，我就去观察了，收集了很多海报，记得有张骂国民党是“老贼党”。

　　这次去是台湾官方邀请的，他们花了不少钱，给我们坐商务仓，住五星级饭店。观察团的人分到不同的地区，我在台南。作为独立的学者，我要保持中立。我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不同的人。“枪击”事情发生后，我去了医院，也采访了支持民进党的人；选举结果出来了，我在台北也采访了抗议“阿扁说谎”的群众。

　　台湾每年都搞类似的调查：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两个都是？以前说自己两个都是的人比较多。但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跟大陆联系很少。我想，“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你认为海峡两岸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两岸结果？(大叫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又有谁会知道？

　　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了，我认为这是最坏的结果。对台湾、对大陆、对美国、对欧洲，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好的。最好的结果，我认为是和平解决。 (本报记者 董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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