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到哈佛女孩 一美国教授看中国青年(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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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sina.com.cn 2004年08月18日 10:44 中国青年报 |
问:你怎么看最近赵燕在美国被打这件事? 发生这种事在美国并不奇怪,他们现在很害怕恐怖分子。美国人在中国被打,也发生过几次,不过,在美国是不会在报纸头条,当做最重要的新闻来报道。看看这张《环球时报》,头版一整版的赵燕报道,他们把这件事变成最重要的。 问:你认为,赵燕被打跟她是中国人没关系? 没有关系。如果她是个阿拉伯人,有可能被打得更厉害。 《洛杉矶时报》有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如何在报道这件事情,中国的反映是怎样的。假如你问美国人,我想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件事。但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过,我在互联网上也看到,有很多人讽刺赵燕,认为她是想要钱。 赵燕跟炸馆、撞机相比,是非常次要的。当然,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日本,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会让人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会让人认为是欺负中国人。 问:你看中日足球决赛了吗? 我看了,看的是CCTV5的实况转播。 我认为解说员的态度是不够中立的。他说到中国队时用的是“我们”,中国队进攻他说是好球,日本队进攻他说“危险了”;裁判判中国队员犯规,他批评裁判;但裁判判日本队员犯规,他就不说了。假如中国队去日本比赛,他们的解说员这样对待中国队,你们感觉好吗? 最后中国队输了,他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踢得很好了,虽然我们输了。我认为这有一点点阿Q:原因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是外边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在中国长大。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自己是受害的,是被欺负的,别人对中国做什么事情,马上会想到是别人在欺负中国,是不公平的,都是别人不好,原因是外部的。 中国有13亿人口,又那么喜欢足球,那么想赢,足球应该特别好。可是,为什么不成功,踢得这么差?怎么就找不到有天才的球员?日本球员的身材并不特别高大,为什么总是输给日本队,以前甚至被香港队打败?到底是谁的责任?中国人为什么不反醒自己,不从自己本身找原因? 问:“9·11”后,美国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调查? 因为要弄清楚是谁的责任,应该怪谁?要不要调整情报部门,要做什么改变?在美国,出了问题,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中国不用,只要过关就行。 问: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现在很可怕吗? 不是这样的。我带了很多团到中国,不少人是中学教师,他们都喜欢中国人。我想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分开的,分开了看的。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 最近两年,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青年中表现不是最明显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前几年发生了炸使馆、撞机的事情,民族主义表现得很突出。但说不定明天又发生什么事,它又会冒出来也不一定,现在中国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青年人首先是赚钱,要买房买车,想办法进入中产阶级。 这是我刚刚买的《新现代》杂志,它的英文名叫“豪华生活”。我发现这类杂志很多,像《青年财富》、《白领精英》,内容都是高收入、高消费,封面都是很有钱的人,没一个是乞丐(大声笑)。 在广东省做小学生调查,大多数小学生说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将来当亿万富翁,像李嘉诚一样。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以前还有雷锋,雷锋为人民服务,有螺丝钉精神。现在再提这些,没人要听。 问:你不认为比尔-盖茨是美国青年的榜样? 在美国比较奇怪,有些人甚至恨这个比尔-盖茨。反对全球化的人就不喜欢他,还有人反对他垄断软件。在美国年轻人中,并不是谁有钱就佩服谁,也还有理想主义者。我想美国人已经过了特别追求物质的阶段,但中国不一样,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0年前我来中国,到社会科学院,发现他们搞很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不过没办法发表,是禁区。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书,像这本《中国社会分层》,是我刚买到的。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阶层跟阶层或阶级跟阶级的存在,但中国现在也有了。 关于个人成功的问题,刘亦婷你们都知道吧?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讲她父母怎样培养她进哈佛,从出生到18岁是怎么教育她的。这是2001年中国最成功的一本书,广东省有地方还专门组织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刘亦婷为榜样,向刘亦婷学习。后来,又出了《剑桥女孩》、《哈佛男孩》、《东京男孩》之类的书。《从北京四中到北大清华》,是我这次买的,这类书很多。 同时,我注意到另一本书,叫《我平庸、我快乐》,是反叛“哈佛女孩”的,它要追求快乐,而不是常规的成功。但是,《哈佛女孩》卖掉100万册,《我平庸、我快乐》只卖掉两万册。 问: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刘亦婷”这样的成功标准,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说不好,是有些过分。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获取成功,而不再是为了学问,学到什么不重要,考取什么大学才是惟一重要的。 这样做的结果很清楚,是负面的:自我中心,谁都希望成为刘亦婷,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成功,他们会产生失败感、挫折感,自杀的人也有。 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师大教授,他的妻子也是教授,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了博士后回国的。他们的女儿非常喜欢当老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她现在是小学老师了。如果按照刘亦婷父母的标准,变成小学老师就是失败的,非常不成功的。但我朋友的女儿这样做了,而且她非常快乐。所以,不要看别人,要看自己,不一定看常规的成功标准。 问:在美国可有这样的事? 美国的学生不厉害,但从亚洲来的学生,学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压力很大。不同文化背景要求不一样。 我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中学也没毕业。小时候,假如我学习不好,我的母亲会打我,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自己没受过太高教育,一定要培养小孩受教育。犹太人和中国人比较接近,为了成功,教育是最重要的。但黑人不是这样,体育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强调篮球、跑步,这些也可以让他们成功。不过现在,我认为人最重要的,还是快乐。 在美国,我的不少学生是中国人。我有一个学生是上海人,刚拿到硕士学位,我常说他很实际。他讲,教授,你不要说我实际,实际是不太好的。 我问我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来读政治系,他们讲比较容易拿到签证。但读了一年以后,好多人就转到电脑或MBA上头了,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他们只是利用读政治系到美国,到了美国就转系,有的干脆在美国做买卖,他们比较实际。 另外,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形象也很重视。 看这份调查,是对沿海中学生做的“你认为最酷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有:做某项极限运动(攀岩、蹦极);冷酷的外表加上不说话;中学生到国外留学;夜晚不归地游乐;骑赛车狂飚;得到明星签名;电脑黑客;电玩高手;帅哥和靓妹在一块;有极特殊造型的头发,如光头女孩。“为什么穿名牌?”原因依次为:质量好、有面子、给别人看、让别人瞧得起我…… 现在中国年轻人看重个人、看重小家庭,自我为中心,不太相信政府给的承诺。不像从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年轻人真正相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是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做贡献。而现在,他们是在为个人的成功做贡献。这一点很明显,是不可否定的。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你有什么理想?他们说:没有理想。我问:“理想重不重要?” 他们告诉我:“理想很重要,但我现在没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您这次来中国,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我感兴趣中国的“洋博士”和“土博士”,也就是“海龟(归)跟土鳖”之间的区别。以前,他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分房子、待遇方面不同。不过现在“海归”太多了,所以区别不大。去年在上海就有7000人找不到工作,变成“海待”。我还发现,以前是“海龟(归)与土鳖”的冲突,现在是“海归”里边的冲突———有两种海归派。 一种是在海外拿到学位的;还有一种只是访问学者,他们到国外逗留一年左右,不拿学位,也没有压力,说不定是天天打牌的。他们为什么做访问学者,因为在国内他们地位比较高,是校长或副校长,院长或副院长,到国外去,他们更多的是为了镀金,回来后也成了“海归”。两种海归派的矛盾是:谁更应该被提拔? 问:假如“海龟与土鳖”没差别,以后出国的人会少? 不一定。土鳖还是要出国的,出国有好处。你看北大改革第一次方案中,还是强调出国的。我这次来中国,还关注“北大改革”,通过“北大改革”,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一稿到第三稿我都拿到了。 问:许多资料网上就有,干嘛非亲自来呢? 不来不行,我要和北大教授面对面。谈话时,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身体语言。我采访了一个院长,他对张维迎批评很多。第一个方案是张维迎搞的,这次在北大,我发现很多人把他看成是个“坏蛋”。支持原先方案的人好多不是北大的。那个院长就说,这些人是从农村和偏僻地方来的,他们有野心,他们是想被提拔。 问:观察下来,你怎么看北大改革? 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被取消了,比如末位淘汰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很难办。改革,清华也在做,但北大跟清华的区别是:每次北大做事情,他们都先要告诉别人知道;清华也做了,但没告诉别人知道。 问:作为“台湾大选观察团”成员,你是怎么观察的?两岸问题,台湾青年是啥态度? 1991年台湾选举时,我就去观察了,收集了很多海报,记得有张骂国民党是“老贼党”。 这次去是台湾官方邀请的,他们花了不少钱,给我们坐商务仓,住五星级饭店。观察团的人分到不同的地区,我在台南。作为独立的学者,我要保持中立。我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不同的人。“枪击”事情发生后,我去了医院,也采访了支持民进党的人;选举结果出来了,我在台北也采访了抗议“阿扁说谎”的群众。 台湾每年都搞类似的调查: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两个都是?以前说自己两个都是的人比较多。但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跟大陆联系很少。我想,“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你认为海峡两岸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两岸结果?(大叫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又有谁会知道? 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了,我认为这是最坏的结果。对台湾、对大陆、对美国、对欧洲,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好的。最好的结果,我认为是和平解决。 (本报记者 董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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