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起床后，谭会读一些考研的书。吃完午饭上网，下午七点吃晚饭，晚上写文章。

　　看起来，谭的生活就是一个极平常的在校大学生的生活，然而作为华东政法学院2004届刑司系侦查专业毕业生的谭，已经离开校园一个多月了。

　　在一连串的求职遭拒后，谭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开始过上了一种被称之为“校漂”的生活。

　　像谭这样的人并非惟此一例，今天，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蔚为壮观的“校漂族”默默地生存在高校的周围，主体是失业大学生，考研、出国大军和流浪文艺青年。

　　东华大学“校漂族”的调研

　　“到现在，终于真切地意识到‘毕业等于失业’的真正含义。但我们拒绝成长，拒绝社会化。”一位校漂族这样说。

　　今年3月，东华大学团委调研部发起了一场“‘异类’群体：校漂族”的调查。“校漂族”的定义，首次被上海高校推到台面上来——所谓“校漂族”，指的是毕业后没有工作，生活重心在学校周围，利用学校资源生存的人群。

　　东华大学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大二学生林晓负责这次调研，他们共发出问卷22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204份。主要调查立足东华大学，被访人群包括大四学生、非大四学生和研究生。学生普遍对什么是“校漂族”比较感兴趣。

　　“他们觉得自己十分另类。”林晓说，“‘校漂族’因为没有固定工作，精神压力很大，人显得比较抑郁，不太愿意说话。遇到类似‘现在经济来源’等的问题，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情绪反弹。”

　　“校漂族”主要有三部分人：为了自己将来能有更好的出路而选择留在学校进一步学习的“漂”族；由于家庭富裕，暂时无后顾之忧和无法适应社会而“漂”的人；找不到工作，迫于无奈才“漂”的群体。出于对开销、安全、学校氛围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他们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开始了以校园为根据地的“漂”的生活。“校漂族”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家庭资助和自己工作的积蓄。

　　“‘异类’群体：校漂族”的调查也认为，今天日趋增大的就业压力是“校漂”产生的重要原因，理想工作岗位存在供与求的失衡，失业人数呈扩大趋势，就连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对于那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尤其是外地学生，他们只能无奈地先回到学校，暂缓就业，把“校漂”作为一种过渡，调整心态再作打算。

　　“校漂族”也给周围人群带来思索。在204份问卷中，有44.6%的在校生认为，“校漂族”的存在加剧了自己毕业时的就业压力，也有34.8%的学生认为“校漂族”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他们的现状让自己能更好地思考自己的将来，规划自己的人生。

　　“校漂族”是自选，还是他选？

　　徐峥的校漂生活简单而混乱，他的房间里仅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一堆破旧的球鞋，他抽廉价的香烟、深夜在学校后门的小摊边酗酒，直到酒精染红他孩子气的面颊，然后回到租的房子里沉沉睡去，等待次日中午的阳光把他叫醒。

　　户口、蓝表、工作、家庭、孤独……都是徐峥不愿意提及的字眼。他偶尔会照照镜子，然后发现镜子中的脸孔依然很年轻，但胡子却悄悄地浓密起来。“人类为什么发明工作这个单词？又让这么多的人无所事事？”

　　“校漂族”作为一个群体浮出水面是从2002年高校扩招以后开始的事情。

　　一个现实的数据是，我国今年高校毕业生达280万人，比去年增加68万人，加上2003年尚未就业的18万大学生，有300万人要就业。

　　在2004年的上海，55所高校的毕业生将首次超过10万人。其中，研究生1.5万人，本科生4.8万人。

　　在遭遇年初“降薪寒潮”后，这个庞大的群体面对的却是签约率低、降薪、海归人士的冲击等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2003年的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需求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二是大学生的预期收入与用人单位提供的工资之间存在匹配上的困难。三是大学生大多选择在发达地区、高薪部门就业，愿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较少。这就表明大学毕业生有主动不就业的可能性。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雄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从关系社会-学历社会-能力社会发生一步步的转变。按社会上工作岗位的紧缺，大学生的数量和社会需求之间不对称，这都容易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这种情况越来越国际化，反映了人与公司始终处在一个博弈的状态中。”

　　对于上海而言，今年定的2万蓝表抬高了外地应届生的进沪门槛。但按照2002年国家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简称国务院19号文件)规定，在毕业离校前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延长择业期，户口和档案可以在学校保留两年。

　　四部委希望通过从政策程序上延长大学生择业期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就业。这也让大批没有工作的“校漂”把户口和档案放在自己的母校，然后在高校附近开始新的生活。

　　一些隐性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学者杨雄认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毕业不就业，加上前两年未就业的学生，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19号文件的效应造成了“人户分离”，出现问题后，学校找不到学生。大学生的失业率加上前两年累积的叠加效果，容易使大学生产生心理波动，导致高科技犯罪。

　　“校漂族”的心理难题

　　从焦虑、不安到冷静反思是“校漂族”大多数人的心路历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张华等学者对上海、沈阳、青岛、沧州等地30名待业大学生作了访谈，他们认为，社会给大学生提供的机会不足固然是造成大学生待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大学生宁愿待业也不肯从事自己不理想的工作。

　　“不被约束的灵魂，在虚构的战争中，我扮演杀死自己的敌人。”这是西祠胡同的“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首《献给过去的自己》中的几句。“帕斯捷尔纳克”是殷学春的网名。

　　7月17日傍晚，殷学春默默地蹲在华师门口送猫：原本只有从南京带来的“喵喵”一只猫，现在收养的“多多”又生了5只小猫。“小猫很可爱，但我没有办法养活它们。”这位从南京林业大学广告系2000级毕业的小伙子皮肤黝黑，长发束起，戴着棒球帽，目前没有工作的他选择了“漂”在上海。

　　在殷学春两次找工作的历史中，他几乎都是带着旁观者的心态去参加面试的，他也有过考研的打算，但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的考研班里看见黑压压的考研学生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一名政治老师，“觉得很滑稽”，于是放弃。

　　“没意思”，这三个字是我们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到的字眼。在殷学春暂时租了华师大一村的一间十二平方搭出来的狭小空间里，堆满了《哈维尔文集》、《卡尔维诺文集》等书籍，墙壁上还挂着一把吉他。最值钱的是那台电脑。除了看书、上网以外，他每天几乎5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发呆。

　　几乎任何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有过叛逆的心理，美国被称作Lost generation一代，即所谓的“跨掉的一代”，伴随着反越战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恶性膨胀，在美国60年代一批年轻人身上滋生了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中国的“80一代”出生在经济发展、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时代，他们的心理敏感而脆弱，而社会也越来越容许多样化个性和选择的存在。这是“校漂族”出现的心理基础。

　　“我的压力不是在于没有工作，而是在于自己，坦白说，我的心理还处在不能和社会和谐共处的阶段，可能是我进入社会的心态还有点问题吧。” 殷学春指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生说，“我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就可能得到工作，但我没有。甚至走在学校里，我都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

　　抗拒回归主流社会更被殷学春看作是内心的想法和一个过渡，而跟整个社会无关。(外滩记者 贺莉丹 实习生 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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