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7月，湖南湘北某县。 第2页:跳级跳过了童年 第3页:赢了学校，输掉了孩子

　　　　7月6日晚，严永明在家中与记者对面而坐。他已在家里悄无声息地蹲了一年。

　　　　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间或拿起桌上的西瓜放进嘴里，直吃到露出白瓤，然后把瓜汁抹在身上。

　　　　他说话十分有限，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个单词———“谢谢哥哥、谢谢叔叔”，“是的吧”，“我不知道”……眼神极少与人正面接触。

　　　　严永明家中的墙壁上残留着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行字，像标签一样烙在了严永明身上。

　　　　1983年出生的严永明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儿子的过人才智，极大地膨胀了母亲的理想。母爱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他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

　　　　1991年10月，8岁的严永明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学生就得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高考提纲这根指挥棒来转。”李腊梅总是这样说。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为了让小永明在高考中一鸣惊人，李腊梅把他生活上的事全部包办了，甚至连吃饭也喂。儿子稍微不服，就“武力”制服，丈夫干预也无济于事。

　　　　1996年9月，13岁的严永明跻身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新生之列。

　　　　学校考虑到严永明年纪小，把李腊梅接去陪读。学校破例给母子俩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还安排李腊梅在物理系做勤杂工，每月有几百元收入。

　　　　在人高马大的同学中，小永明仿佛是“稀有动物”。他极不合群，与人交往的方式仅仅是一句话———你好，一个动作———握手。礼仪常识他也知之甚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他很少与人打招呼。到老师家里去玩，也不管人家是否已休息，就“砰、砰”地敲门。门开了，一句话不说，就朝老师的电脑房奔去。去拜访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见到别人在看报纸，他二话不说，从人家手里拿过报纸，就自顾自地看起来，弄得老师在一旁发愣。

　　　　还有更荒唐的事：读大一时，一天在系办公室玩，他突发灵感，一个电话拨到119，称学校发生火灾。几分钟后，消防车呼啸而至……

　　　　另一个问题是，严永明生活自理能力极其欠缺。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些老师说，在北京读书时，天冷了，他不知道自己去加衣服，有时下雪天也穿着单衣、拖鞋到处跑。

　　　　“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妈妈接到学校来。”时至今日，湘大的教授们仍在为这个决策后悔不已。

　　　　湘大历史系一位教授回忆说，“当时我就住在严永明的对面，他很喜欢找我谈历史和下象棋，但每次都被他妈妈拉回去温习功课。”

　　　　母亲与学校教育发生冲突

　　　　“为学须得先为人”，湘潭大学的班主任黎培德教授开始对严永明进行矫治训练。

　　　　黎教授给严永明看一些科学家传记等书籍。“但他妈妈很不高兴，认为是些闲书、杂书，不准他看。”李腊梅还自己掌握了一份课程表，以便随时对儿子的课程进行检查。

　　　　学校教育与李腊梅的教育像两股力量，总是在相互拉扯。

　　　　读大三时，物理系领导和老师下决心，将严永明从“保护区”搬到集体宿舍，和同学们朝夕相处。

　　　　李腊梅的脚步也跟了过来，她开始站在教室外面看儿子上课，她似乎不放心学校的教育。

　　　　大四毕业前往北京参加中科院面试时，这两股教育力量的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李腊梅坚持要陪儿子上北京，以当时物理系主任颜晓红教授为代表的学校老师坚决不同意，颜晓红甚至向李腊梅发出最后通牒：“你要是送他去北京，我们马上通知中科院取消他的资格。”

　　　　2000年4月，从未离开过妈妈半步的严永明，独自一人去了北京。

　　　　几天后，严永明回来了。“很开心的样子，和我交流了好久。”颜晓红教授回忆说，那是他与严永明惟一一次长时间交流,“他很兴奋地和我讲起在北京的见闻。”颜晓红说，那一刻真的被他那股小鸟出笼的兴奋劲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