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莲花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最近向深圳市长李鸿忠写信，建议“治理深圳环境污染，必须重视垃圾分类”。这是继该市南山实验学校、前海小学学生之后第三批给市长写信的学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正确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让他们明白社会是法治而非人治的道理，而不应当宣传、鼓励学生给市长写信。(据7月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异议者多虑了。中小学生本性纯良，他们给市长、省长以至中央领导人写信，无论事先是否受到了家长和学校的鼓励，或者受到了媒体和社会的暗示(以孩子的身份给高层写信，很容易得到关注与赞扬)，最根本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在于体验一种表达意见的过程，接受一种参与社会的训练。

　　孩子给高层写信，会不会使他们产生“市长比市场管用”、“人治比法治管用”的错觉，不利于他们的心理成长？我看未必。孩子给高层写信本身没有过错，要避免他们受到“市长比市场管用”、“人治比法治管用”观念的影响，需要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成年人做出艰苦的努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的实际成果，告诉孩子们市长和市场有不同的分工，市长不一定比市场更管用，以及法治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法治终将取代人治的道理。

　　除了学习表达意见和参与社会的意义之外，未成年人给市长写信，与成年人给市长写信，其行为本身并无根本的不同，都是行使公民表达权和建议权的一种正当形式。物以稀为贵，有的孩子给高层写信，由于事件比较特殊，可能会被媒体重点报道，但这样的事情多了，媒体的报道自然会有所降温。更关键的还要看作为收信人的领导的态度。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心理也是敏感的，当看到自己或其他同龄人给领导致信并非总能一鸣惊人且每每产生立竿见影之奇效，对于公民表达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之关系，他们就会逐渐建立起一些清醒而真实的认识。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法治社会日臻完善的西方国家，未成年人给地方和中央的领导人写信，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好像没听说有人对此忧心忡忡。十多年前，河南登封市农村有个小学生郜建红，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写信，“让他们都来劝告打仗的国家坐下来和平谈判”。新加坡、比利时、瑞典、荷兰、卢旺达、瑞士、圭亚那、美国、印度等13个国家元首先后给小建红回信，这些外国元首不会不知道，一名中国小学生发出的信件，不可能为世界和平“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他们没有漠视她、怠慢她。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按照前述异议者的逻辑，认为鼓励小建红给外国元首写信会使她“把眼睛盯住过于表象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点儿太脆弱、太矫情了？(文/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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