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老师的纪念，我来回忆我的老师高觉敷。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回忆”，因为老师的影响仍然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老师的身影也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依然伴随着我的生活。

　　第一次见到高觉敷老师是在他南京赤壁路12号的住所。那是一栋古朴典雅的楼房，庭院中有一株很大的腊梅树，以其独有的素朴装点其间。1984年是我开始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从那以后的7年中，赤壁路12号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家。高老师也是这样对待学生的，他把我的一张“全家福”一直放在他书桌的玻璃板下面，所表示的是对学生的感情与期望。正如高老师后来写给我的信所形容的：“你我相处7年，念念难忘；情如师生，谊同友伴。”

　　我在1990年的12月离开南京前往广州工作。随后的几年中，高老师每隔一周都会写信给我，仍然表现着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与关怀。当然，这也是对学生的激励和鼓舞。凡是学生有了成绩与进步，他总是最高兴的。这也使我体会到，学生的发展，也正是老师的存在，以及老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高老师去世的前一周，我曾经梦到与他在一起：“梦中的他显得身体疲惫，但精神依然闪烁。我搀扶着他离开赤壁路12号的住所。出了门口，他告诉我要我回去为他用水冲洗一下房间……”在这个梦中，高老师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让我所去做的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长远的思索。一周后，接到高老去世的电报，我随即赶回了南京。独自一人去医院的太平间与高老师做了最后的相处，也是最后的道别。他是我的老师，早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情怀；他是我的朋友，一位受益终身的良师益友。

　　记得在高老90岁生日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为高老师准备了盛大的庆祝聚会。那也是高老从教65年之际，国内外学生学者云集金陵。会上有“高老的学生代表”发言致辞的安排，高老的学生如李伯黍、朱曼殊、孙名之等均在场，他们也是我的老师。但他们说让我去作这个发言，因为高老的年龄最大，而我的年龄最小。我以“虚怀若谷”为主题作了这个发言。在我的理解中，“虚怀若谷”是一种人生境界；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高觉敷老师都具有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

　　我在1989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在高老的指导下，我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中国心理学家论心理学”的课题研究，先后正式采访了国内20余位心理学家，包括周先庚、左任侠、邵瑞珍等，通讯采访了10余位心理学学者。我自认为那是一次特殊的“博士后”体验，尤其是能够有机会受教于诸多的著名心理学家。但采访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我是“高觉敷的学生”。

　　1993年7月，我赴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心理与教育辅导研讨会”，其间结识了台湾学者吴武典，并且随后保持了友好的学术交往。因为他的老师钱萍曾经是高老的学生，因而我们也就有了“同门情谊”。吴武典曾经在台北主持“首届华人社会心理与教育测量研讨会”，并且安排我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引介说我是“高觉敷的学生”。报告后我结识了黄坚厚、杨国枢、张春兴、吴静吉等台湾心理学学者，他们同样是把我看作“高觉敷的学生”。

　　1993至1994，以及1996至1997年，我都曾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和讲学。当所结识的心理学界朋友得知我是高觉敷的学生的时候，也会增加许多意外的惊喜。如曾经作为美国心理学史分会主席的Brozek，K. Lewin的女儿M. Lewin，曾做美国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20余年的Alvin Zander，归因理论家H. Kelley，以及美国分析心理学会主席T. Kirsch等。他们都知道高觉敷，也非常高兴我是“高觉敷的学生”；作为学生，同样也是老师的存在。

　　1996年是高老诞辰100周年，我把出版的《心理场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一书作为对老师的纪念，在书的扉页上写到：“谨以此书奉献给我的老师高觉敷先生，怀念他虚怀若谷的精神，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并且在书的“引言”中提出：“我将此书奉献给我的老师高觉敷先生。不仅仅是因为我对勒温心理学的研究是由他来具体指导的，他对于我的恩惠，远远不只是一篇论文的指导。”

　　同年，我还以“论心理学专业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为题，在《心理学报》(1996年第4期)发表了纪念高老诞辰100周年的论文。其中提到，“高觉敷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著名的理论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他在世98年，翻译撰写了180余篇论文，30余部专著和译著，对于西方心理学的引入，对于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心理学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如精神分析心理学、麦独孤的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勒温的心理学等，都深深刻记着他的研究与翻译的痕迹，都反映着他对我国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影响。”

　　高老师曾两度翻译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35，1981)。担任过美国心理学史分会主席的约瑟夫-布洛泽克(Josef Brozek)撰文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翻译本受欢迎的特色之一，是它的人名索引(第865-886页)。人名索引以汉字收录了四百多位西方作者的姓名。这大大有利于汉字文章中对科学心理学有杰出贡献者的人名使用的标准化”。为此，布洛泽克还曾专门撰写了“波林在中国”一文，介绍心理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我把它翻译刊登在了1987年的《心理科学通迅》上，希望如布洛泽克所期望的，通过高老的翻译，能够为心理学术语翻译的标准化起到推进的作用。

　　当我为国际格式塔杂志撰写“格式塔在中国”的论文时，曾发现1949年之前，在我所收集到的27篇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论文和文章中，有21篇出自高觉敷之手。而即使是在1934年即出版《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肖孝嵘，也在其书的前言中注明：此书的撰写动机以及出版，主要是由于高觉敷的鼓励与帮助。1937年翻译出版了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傅统先，也在其译者前言中，专门提出其书中诸多的术语翻译，均受益于和高觉敷等人的讨论。

　　我曾经为国际心理场论研讨会撰写过“勒温在中国”的论文，其中的主要线索是高老对勒温心理学的翻译和研究，以及我在高老的指导下所展开的博士论文研究。该论文由勒温的女儿梅莉姆·勒温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并且被收入国际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场论发展》(SAGE Publication，USA 1990)一书中。当我把书送给高老师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欣慰的笑容。

　　翻译是一种艰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翻译的作品中凝聚着翻译者的心血，也包含着翻译者对心理学和其翻译对象的理解。因而，理解了其中的翻译，理解了翻译之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才能够对其专业内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伊底”(Id)，毫无疑问，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术语和概念，早期一般使用“伊底”，这是高觉敷老师的翻译。但是后来，也有人使用“本我”，甚至可以说目前使用“本我”者已经多于使用“伊底”者。使用“本我”者大都有这样一种想法，以为“本我”正好可以与弗洛伊德的“自我”和“超我”相对应。但是高老坚持使用“伊底”，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而这涉及到他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理解。

　　高老师认为，弗洛伊德用“伊底”所表达的，是一种先于“我”之产生的状态，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是一种最为原始的混沌状态，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境地。在“伊底”的状态，并没有任何“我”，根本不存在“我”。所以高老师坚持他的原则，坚持不为了形式上的统一(本我-自我-超我)而放弃这种内在与本质的理解。人们一般会认为高老师所使用的“伊底”(“Id”)，主要是一种“音译”。其实不然，高老师所使用的“伊底”，是取之于我们汉语中的成语——“伊于胡底”。伊于胡底所表达的本意，正是所有存在中最深层的地方，深的不能够再深的地方，正符合弗洛伊德所用“Id”的本意，以及他深层心理学的精神。高老师取其(“伊于胡底”)第一个“伊”字和最末的“底”字，而组成了他对于“Id”——“伊底”的翻译。

　　1987年，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在苏州开会，主题之一便是评论或批判弗洛伊德。高老师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并且做了第一天的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之前作了这样的一段话白：知道今天要作大会发言，昨晚一夜竟未能入睡。所思考的问题是一个矛盾，在今天的大会发言中我是要讲真话呢，还是敷衍了事，或说假话。最后我有了答案，那就是要讲真话。尽管学术界也多受政治的冲击，使得许多学者科学家在从事专业研究的时候，也犹如惊弓之鸟。但高老师还是有勇气的，那就是至少要讲真话的勇气。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当主持会议讨论的王丕老师让我作发言的时候，我对有学者提出的对“弗洛伊德反理性”的批评，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希特勒制造战争借口”的批评，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尽管弗洛伊德侧重研究的是潜意识，但他并不反理性；尽管弗洛伊德写过“为什么战争？”的文章，但他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与希特勒从来是水火不容，决非为其战争制造借口。并且为此提供自己所掌握的论据与资料来源。与会者对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和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仍然是“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最后，会议主持者将有关的争论向高老汇报，并听取其意见。知情的林方老师告诉我，高老也不赞成把弗洛伊德作为反理性的批判，更不同意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与希特勒的战争作联系的政治性批评。

　　1984年，高老师重新校订《精神分析引论》，并且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资深编辑对高老说，我是捧着乌纱帽来出版这本书的。高老师则泰然处之，并且为新校订的译本撰写了“译序”，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

　　当高老师收到最初的几本样书的时候，他寄给潘菽先生一本。潘菽先生收到样书后，写信给高老说，他对于弗洛伊德的四点批评有理有据，无懈可击，惟憾未把弗洛伊德作为“反面教员”。高老在回潘菽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不把弗洛伊德作为反面教员”。由此所反映的是高老师对待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态度。《读书》杂志社1985年约高老为《精神分析引论》一书写篇文章，高老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在该文的最后引用了高老在其“译序”中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观察家。”我同时还加上了自己的体会：“他不是政治家，而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不光需要尖锐的指责与批评，更需要科学的研究与理论的发展。”(《读书》1986年第4期)

　　我所能告慰老师的是，作为学生，我们是会努力而不辜负他所期望的。当我完成对心理场论和团体动力学研究的时候，会记着对老师做一个汇报；当我在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成为国际格式塔学会的主要合作者的时候，自认为是发展了老师的格式塔传统。当我作为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中国文化心理学”讲学的时候，更是认为所做的一切也正是老师的期望。1998年12月，我们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始了东西方心理学的综合性研究，同时也正是对老师所引入的精神分析传统的发展。

　　有一次在南京高老的家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高老向我介绍说是陈鹤琴先生的儿子陈一鸣。陈一鸣拿出一张照片，让高老帮助辨认其中的人物姓名。照片拍自30年代，其中有陈鹤琴、高觉敷和一些中国心理学的前辈们。陈一鸣走后，高老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说，当时他兼任复旦大学的教授，常与陈鹤琴、章益、郭任远、张耀翔、肖孝嵘等人聚会，类似于每周一次的心理沙龙。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所关心的总是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坎坷的，尤其是已经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们的艰苦努力；如今在那张照片上，活着的只有他一人。于是，老师的脸上显露出几许感伤。接着，他给我讲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然后向我解释：“指穷於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的含义。烛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火却传续下去，没有穷尽的时候。而火如精神，身体是要死的而精神却会永恒。我似乎是明白了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由然地望着他，正遇到他期许的目光，我也表示以会心地微笑。

　　这是前不久应江苏省为高觉敷先生出版纪念文集所撰写的文章，将其作为本书(指《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附录，谨在于表示对高觉敷先生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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