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边卡 编辑/拉锁

　　当拍DV成了一种时尚，每个人都有了成为屏幕中那个主角的机会。

　　2003年7月20日，由北京电视台主办的“三星杯”美丽新视界2003DV电视大赛揭晓。这次大赛汇聚了众多年轻的DV高手。他们的面孔都透着咄咄逼人，每一部作品都传递着来自青春前沿的信息。

　　在各类奖项中，剧情片类奖项格外引人关注。当主持人依次公布完剧情片类一二三奖的奖项后，又破例地拿出了一个信封。主持人向观众解释说，下面这个剧情片类鼓励奖是本次评委会特地颁发给本次大赛入围作品中年龄最小的三位参赛者的，他们三个人都年仅17岁，来自北京第十二中学的学生。随着主持人的指引，大屏幕开始播放他们的DV作品《玫瑰日记》……

　　三个高中生不仅是这部DV剧的主角，更成为了那一晚，颁奖舞台上的明星，最持久、最动人的掌声久久回荡在耳畔……

　　采访到作为这部DV短剧的编剧、导演、摄像、男主角的姜威时，他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十二月的一天，我们坐在编辑部，一边欣赏着他们的《玫瑰日记》，一边聊了起来。这个性格腼腆的大男孩也不由打开了“话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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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玫瑰日记》的我的另外两位伙伴马蕊、羽凌旭和我都是学校校园电视台的记者。我和羽凌旭是编导、摄像，马蕊是主持人。2003年1月寒假的一天，我们几个人在学校里剪辑片子。因为再开学，我们三个人都将步入高三，这回也算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大家心里都有点恋恋不舍。

　　聊着聊着，我当时突发其想，在校园电视台工作了这么久，也不过是拍了一些升旗、开会这类短片，就这么“退”下来，总觉得有点遗憾。我话音未落，马蕊突然想起来，说，有一家时尚杂志正在搞DV大赛，对方提供设备。我当时一听，特兴奋，如果能拍个DV剧，一来也算是给两年的校园电视台工作作了总结，二为我们三个人都想报考艺术类院校，也算是一块敲门砖。

　　说干就干，“剧组”马上成立，我任导演，马蕊是女一号，羽凌旭担任摄像，当时还找了一个男同学作为男主角。

　　当时在我们看来，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拍摄资金问题。可那时候，是月底，大家口袋里都快唱“空城计”了。几个人一翻兜，羽凌旭拿了一百块，我们三人各拿了五十元。“二百五”的剧组还想拍DV？救援吧，我们一致认为，本校30岁以上的未婚男老师是最佳目标。结果，经过我们的“公关”，资金很快就到位了。

　　钱有了，但这个DV怎么个拍法，却没人说得清。

　　好在我们校有不少考到北广的师兄，赶紧约了一位念大二的师兄取“真经”。坐在“仙踪林”，师兄先让我们谈想法，于是，我们就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创意一一阵列出来。结果，师兄听得直咧嘴，“你以为你们要拍《泰坦尼号》呢？”我们的拍摄创意被师兄无情地一一否决：比如我们想拍一个飞机场分别的场面，当飞机滑离跑道，女主角的身影与腾空而起的飞机在画面中交错而过。这可是港台电视剧惯用的镜头，可师兄却告诉我们：要想拍好这个镜头，不但要到飞机场场去选景，就是为了那不足三秒钟的交错，就算等上一整天，恐怕也很难拍成，光线的要求，起飞时刻与女主角的现场发挥……一边听师兄给我们“上课”，我当时心里就不由地地叫苦：拍DV怎么这么麻烦啊，哪像拍新闻，机器一架，主持人呱呱啦啦一说，就OK了。

　　“下课”后，马蕊接令回家炮制剧本。我们三个人养精蓄锐。

　　经过一周的创作，马蕊的大作终于浮出了水面，剧本讲了一个关于镯子的魔幻故事。爱情+魔幻应该是挺“卖座”，可就是听来听去，这故事怎么都像是《家有仙妻》的“校园版”。

　　那天，我爸爸的一个导演朋友刚好来家里做客，我就请专业人士给“把把脉”。人家看剧本，我就盯着人家的表情，结果，不到两分钟，剧本就回到了我手里。“这个本子……很一般。”说实话，当时就觉得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心里不由打起了退堂鼓。怎么办？离那家杂志的截稿时间已经不足十天了，可连剧本都还没过关……我拿着剧本，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不行，返工！

　　我爸爸是专业电影摄像师，以前用过的旧剧本都被我当作了打印纸。我连夜把这些旧剧本一一找来，作为自己的“教课书”。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我给自己关了“紧闭”。

　　拍个什么题材的内容是最让我伤脑筋的，思来想去，我觉得，要写就得写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演起来不会很生熟；拍摄时也不必“兴师动众”，在学校就可以就地取材。

　　确定了这个方向，我干脆就以自己的学校为背景，以一个女同学一段朦胧感情为线索。这样的情感片，只要攒到观众的眼泪就能成功。

　　可没想到，写剧本还真难。我的剧本才写了一半，DV大赛的截稿日期却到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为不了失去这次机会，干脆，去杂志“说”剧本得了。

　　“说”剧本的第一人当数王家卫，《花样年华》就是他“说”出来的。或许我们的这份自信打动了主办者，结果，我的剧本“演说版”顺利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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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大赛启示中的说明，组委会会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拍摄器材。可当我提出能不能提供专业用灯、滑轨时，对方一个劲的摇头，而且提供的那台DV机，比我们学校的设备还要差。

　　虽说“硬件”不行，可主办者却愿意提供一位日本的专业模特作为我们这部戏的男主角。有日本专业模特加盟，我当时真感到不小的压力，这也算是“国际合作”了吧。

　　可再一打听才知道，那位日本模特正在新疆，想要合作，要等档期，而作为职业模特自然少不了“大牌”作风。最重要的是，我把那位日本模特的资料图片看了一遍，他的外形、气质怎么看都不像咱当代中国高中生。

　　当导演就得有这个魄力，我当机立断，让这个男主角“下课”。主办单位负责人看了看我，说：“这个男主角我看就由你来演，就这么定了！”我这个男主角就这么赶鸭子上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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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经周折，终于要“开机”了。第一场戏的地点选择在了西单，一场送别戏。我原本设想了一个“夹道欢送”的大场面，可到了西单民航大厅，才发觉，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这送别的场面更像是“绑架”。

　　赶紧拨电话，让家住附近的同学“救场”。结果，只有一个同学应召而来，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三位演员的表情一个比一个透着庄重，“送别”成了“送终”。

　　当天晚上，我和羽凌旭就上了编辑机。当机器里一出现当天拍摄的画面，我的脑袋当时就“嗡”地一下，屏幕里的画面就跟打“醉拳”一样，跳来跳去，看得人直迷糊。

　　磨！我就不信，拍不好！我和羽凌旭把那一小时的素材带，反复反复播放查找其中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拿出“滴水穿石”的功夫来。

　　我们马上修改了后面的拍摄计划，一个星期只拍一个镜头，台词没超过五句。

　　五句台词，一拍一个星期，每天颠来倒去，就说那五句话。到后来，闹得我们三个人都想相互躲着走。

　　一周之后，我们心里挺兴奋，心想，这么个拍法，不出精品才怪。可当梦想中的“精品”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上去，那画面中的人真的是自己吗？我怎么走起路来像个木偶，台词说得跟念悼词一样啊。

　　不知是谁关了编辑机，三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是不是真的有些不自量力？难道我真的就不是当导演的材料？我对自己越发地不自信起来。我们三个人也像约好了一样，第二天上学，谁都不再提拍DV的事儿了。

　　那个星期我真的像是被放在了煎锅里。拍？怎么拍？自信心被那堆素材带敲得七零八落；不拍？难道就这么认输了。我还真不服气。

　　又是一个周一，午休的时候，我一个人习惯性地走到了教学楼二楼的转角，那可是我们“剧组”的大本营。“故地”重游，刚想发上一顿感慨，我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马蕊、羽凌旭已经站在了我身后。“姜导，别发呆了，咱该上班了！”

　　我们的激情再次聚到一起，热烈地燃烧起来。

　　为了一场戏的处理，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知情的同学还悄悄打听，这三个人怎么了，总吵架，而且刚吵完，一会儿又和没事人一样。

　　有一回，拍一个男女主人公在教学楼相遇的场面。我和羽凌旭对拍摄角度发生了分歧，因为没有监视器，谁都无法说服对方。没办法，只好按照两个人的方案，各拍一套，等到剪辑时，让画面作决定。

　　最艰难的一场戏，也是全剧的高潮，当女主角得知男主角在留学期间，意外身亡时，在家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日记，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这不仅要靠演员的演技，更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想把演员导“哭”谈何容易。

　　“哭戏”被安排在了我家里。晚上7点钟，饱餐了老妈的手技后，我们躲进了书房开始酝酿。这场戏真的是很难：既不能哭得太猛，泪如雨下，也不能一滴眼泪不掉！可马蕊偏偏是个乐天派，想让她掉眼泪还真不是件容易事。我灵机一动，先来个“音乐催泪法”，挑了一盘许绍阳的《花香》和《I believe I can fiy》。

　　别说，马蕊完全沉浸在音乐的营造的悲伤氛围中。我和羽凌旭屏住呼吸，生怕有丁点的响动，再把马蕊眼泪“吓”回去。

　　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我感觉自己都快窒息了，可马蕊的眼泪却只在眼圈里打转，就是不肯“夺眶而出”。

　　一计不成，再生二计。我突然想起来，新学期开学，因为文理科分班，马蕊的班级被拆散了。分班的那天，马蕊哭得跟泪人一样。没办法，为了拍戏，我只能揭她的“伤疤”了。

　　这招果真奏效，说着说着，马蕊的眼圈就红了，我赶紧给羽凌旭传递了一个眼神，镜头悄悄地对准了马蕊……成了，马蕊还沉浸在痛苦当中，我和羽凌旭却已经击掌庆祝了。

　　后来，为了对比拍摄效果，这场哭戏又拍了一个“眼药水版”，结果，画面中的马蕊的确是“泪”流满面，但怎么看都像是流感后遗症。

　　经过磨合，拍摄终于步入正轨，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袭击京城。学校停课，拍摄计划也随着“非典”疫情的变化不断做着调整。那段时间，为了拍摄，我们每天都是戴着厚厚的口罩出门，为了保险，每个人一天换一个。我们可能是最勇敢的摄制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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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个多月的“折磨”，这部DV剧终于关机了。参赛作品的最后截止日期也迫在眉睫。我开始在编辑机开始了“车轮大战”。

　　那段日子，我每天一放学回家，就守在编辑机前开始编辑，通常都要干到凌晨二三点才收工。

　　我的忙碌终于引起了父亲的不满。一天，晚饭的时候，老爸终于对我下了最后“通碟”：“这个拍完了，以后不许再弄了。”可老爸哪里知道，自从拍了这部DV剧，我感觉自己已经和电影结下了不结之缘，我不仅要接着拍，而且还要考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一名真正的电影导演。

　　接到了爸爸的“通碟”，我也只好将自己的想法隐藏了起来。我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改变爸爸的决定。

　　7月初的一天，刚刚放假的我接到了北京电视台的通知，说我们参赛的DV剧《玫瑰日记》获奖了。我当时真不敢相信，因为参加这个比赛的，不是专业人员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们当初也就是想参与一下。

　　那天，我把我爸妈都邀请去了。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我看见台下，我爸爸的神情比我还激动。

　　我现在首先第一任务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如果我上了大学，还没有大学生成为电影的独立制片人，我想，自己一定会再尝试去吃这第一只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