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请一些心理医生对这些少女进行开导？

　　曾：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组织，里面有搞法律的，有搞心理咨询的，还有重庆有名的心理学医生加入进来了，另外我们还有30来个爱心妈妈。每一个来就诊的都给她做思想工作，给她讲各方面的知识。在许多少女对治疗产生抵触情绪时，我们就会给她安排爱心妈妈，让她们相信我们。

　　《新京报》：每一个来的求助的女孩，你们都要把这些女孩的事情告诉她们的家长吗？

　　曾：这个是需要的，因为牵涉到一个签字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医院，做这些手术肯定是带有风险的，就需要她的监护人来签字。

　　《新京报》：她们会同意让父母知道吗？

　　曾：有些(少女)实在做不通思想工作的，可能最后就消失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你们治疗的女孩当中，每一个都是由她们的父母签了字的？

　　曾：几乎是这样。这跟我们的法律有关系，像台湾自己签字就可以了，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不满16岁的少女，她们还没有成人，没有权利。只有极其个别的我们找她的其他亲属签字。我们曾援助过这么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在监狱里面，开始我们想到监狱里让她的父母把字签出来，后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原因就没有搞成，而她是由居委会的老大妈们送来的，最后，我们就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女孩的叔叔签了字。

　　《新京报》：特别强调父母签字了，会不会把一些女孩挡在了外面？

　　曾：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北京、杭州、济南、成都、西安都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但许多机构并不十分成功，这就跟媒体的报道过分突出签字有关，还没有做思想工作就把这些学生吓在外面了。

　　《新京报》：除了担心签字外，她们会不会担心保密工作？

　　曾：我们不是公安机关，不会查人家身份证，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也不排除一些人报假名，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为这些孩子保密。但是爱心辅导是有用的，有些女孩看到有关爱心妈妈的报道，她们一到中心来求助就直接点名要爱心妈妈。

　　《新京报》：要是没有这些帮助，她们的心灵可能会更痛苦。

　　曾：对。比方说，我们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她交了一个研究生男朋友，就在她怀上小孩后不久，她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她很痛苦，既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跟同学说，她说她想过很多种死法，比方说吃安眠药啊，从楼上跳下去啊，后来她想到无论怎么死，死后警察为了弄清楚死因都有可能解剖尸体，若发现她的肚子中还有一个小孩，她就是死了也会很难受，是不清白的。后来她又想过卧轨，被碾碎了，可能就看不出小孩来了，但又怕碾不碎还是会暴露，最后听说我们这个机构，便想先把小孩弄掉再死就没人知道了，我们的医生和爱心妈妈了解到这些，就为她做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