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者诸巍实习生李佳

　　●嘉宾：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新闻背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提出，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原本预定“北大在2018年，清华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日程表应该现实地推迟。这番话引起了国内高教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究竟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是否正确？日前，原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先生莅临本报“新信息、新观点”讲堂，专门论述了这一话题，并与记者展开对话。

　　■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研究生

　　主持人：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内不少大学纷纷立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然而十年已过，北大、清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依然停留在200多名，其他学校更在300名开外，现实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研究生质量下降”的议论，令人瞩目的世界级科研成果迟迟不见踪影，目标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人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找准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杨福家：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一流大学。吴健雄先生说的很简单，“周六晚上，看看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是否灯火辉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流大学。”道理很简单，研究是怎么做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拿出来的，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拼出来的。我到剑桥大学访问，晚上10点钟，朋友带我到他的实验室，他全部25个研究生一个不少，都在埋头干活。复旦的一个学生40岁不到就当上了斯坦福大学教授，他告诉我，他的研究生就像他当年一样，每周工作14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20小时，这在国内难以想象。年轻人受传统思维束缚少，思维活跃，正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拿了大奖。我们除了有一流的教师外，还需要有一流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今天的国内一流高校，一流研究生特别缺乏。

　　主持人：为什么您所描述的“集体拼命”场景在国内大学很罕见？难道我们能够把责任归结在研究生们自己不努力吗？

　　杨福家：当然不是这样。我的感觉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学生在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做出来了，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大家都是为了文凭在做，缺乏挑战科学高峰的勇气。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很多研究生就是在诺贝尔奖师长、师兄的鼓励下，直接奔着诺贝尔去的，他们努力，因为他们盼望登上科学殿堂的最高处。诺贝尔奖得主施里弗在1956年开始研究生学习时，导师给了他十个题目选，其中就有当时困扰科学界四十年的“超导成因之谜”。施里弗勇敢地选择了它，也真就做出了名堂，得了诺贝尔奖。

　　这在我们看来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国内现行体制，“博士只能做三年”，很多教授不敢给研究生难题，因为一旦不能结题，对学生、老师都是不小的尴尬。而且因为博士的报酬很低，也不可能让他们长期从事博士研究。给研究生更好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拼命工作，这是非常必需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缺乏能给学生出大题目的教授。人才和机制都同样缺乏，这种情况亟待改观。

　　■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大楼

　　主持人：聘请好的教授、给研究生更好的待遇，这都需要钱，我们有那么多钱吗？财力缺口是不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所在？

　　杨福家：钱永远是缺的。但比起过去来，中国大学的办学经费已经大大增加，关键是怎么分配使用的问题。1998年，我到剑桥大学访问，他们的校长告诉我，剑桥全年经费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基础建设，90%用在了“人”身上。这里的“人”肯定不是人浮于事的人，而是提高教授、研究生的待遇，从世界范围吸引人才。当时我很震惊，因为复旦大学的经费开支正好倒过来，几乎都用于设备上。观念的差距在哪里？科学研究需要设施、设备，但更关键的是靠人。现在很多大学都在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也许是扩大招生的需要，但它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能起多大作用，我很迷惑。

　　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三年前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还是一个三流大学，但是他们找准了方向，不惜重金请来了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迪尔米德，以及几位相关知名教授，建立纳米研究中心，随即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此的研究生，于是巨变产生了。三年前这所学校没有一人有资格参加的纳米国际会议，去年邀请了达拉斯大学50人的代表团参加，作了一个主题报告，五个大会报告。达拉斯大学没有造一幢大楼，但是没人能够否定，他们正在向世界一流迈进。这两年，国内大学虽然也在积极聘请国际知名学者，但是还没有能真正请到业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投入。

　　■“摊大饼”成不了世界一流

　　主持人：参照达拉斯大学的例子，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我们是否也可以抓住若干个学科重点突破，作为进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合理路径？

　　杨福家：这恰恰是我想强调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三年荣登世界大学排名榜首，它就不是综合性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最近连续几年排名世界前五，它也不是综合性大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像弦乐合奏中的大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做出自己的特色就是最好，就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在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很多学校过多地重视规模、综合，归并院校、建立新系，从表面上看，摊大饼式的建设在统计学上的确很有建树，也更容易做到，但是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帮助并不大。

　　顺便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开设的新专业实在太多，今年广东省新设90多，上海新设专业100多，全国教育部批了2500多！其实很多专业知识面过于狭窄，有的新专业并不“新”，只是改头换面而已，这都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哈佛、耶鲁、芝加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年级大学生都进同一个college(学院)，至于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那都是大学毕业以后考虑的事情。在哈佛医学院，我做过调查，160名学生中居然原先有100人是学文科的。现代科学发展，交叉越来越多，只有知识结构的多元，才能更多地产生创造力。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日程表真的需要推迟吗？

　　杨福家：现在距离原定的日程表还有十来年时间，只要方法正确，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还是够用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现在必须调整路径，杜绝急功近利，真正“以人为本”，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我们一定是有希望的，这绝不是空话套话，而是我多年思考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