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作文的感情可谓乱七八糟。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看了《爱丽丝漫游仙境》一书，父母要我写一篇读后感。当时我写了可能一百多字或者都不到，却有一半都是在讲我如何如何准备睡觉，临睡前爸爸怎样怎样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这点在我现在看来也是十分荒谬，但那时大脑也就发育到这了。那么小的时候记忆力自然也是甚差，现在能忆起的事寥寥无几，但惟独那天的情景却深深地烙在了我那尚未发育完全的幼小的愚笨的脑袋里。爸爸的眉毛拧成了一团，大声地重重地说：前面这些都不要！都没用！什么你要睡觉了，这些都没用！

　　或许由于心理作用，当时的情景在之后不断地被夸张，但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对写作文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后我对写作文便十分抗拒，几乎把作文视为了最恐怖的事。父母还会时常让我写作文，但我写完了却像一个小偷一样把作文这个赃物东躲西藏，实在躲不过了，就只好硬着头皮给他们看，每当那种时候头皮真是硬邦邦的哦！这个词的这个用法可真是实践出真知。然后我就顶着硬邦邦的头皮听他们的作文分析。或许是渐渐感觉到了我对给他们看作文的畏惧，他们越来越温和地评价我的作文，我听到的基本上是鼓励和建议。只是他们鼓励得甚为失败，让人一听就知道是鼓励。

　　现在我觉得写作的道理就像上大号，不是“有的放屎”，而是有屎找地。写作不能是写作的目的，只是情绪的出口，表达的形式。

　　然而应试写作却是应试写作的目的。

　　小学的应试作文还好应付，只要你有点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好说。老师说不要老写让座、扶盲人过马路这种文章，于是我们写帮居委会扫雪然后得了很高的分。那时基本上是全命题作文，比如《一件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一天》《一件印象深刻的事》。题目干巴巴的，我们的文章就更干。开头可以是“曾经有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或者“XX天我做了/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等等，另外一年级时开头清一色的是“有一天，……”；结尾可以是“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我要向他(她)学习”或者“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将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小主人”云云。这几个拙例只供参考，同学们可以举一反N。

　　这样看来我们真是十分不思进取。其实不然，我们是哑巴吃黄连，一条小命捏在老师手里，哪里敢轻举妄动。有一次一个很有个性很聪明的插班生在作文结尾阐述完观点后以“同学们，你们说呢？”作为结尾，当时老师把这篇作文念了一遍。念之前她说这篇作文前面都好就是结尾不好，于是乎在她念到结尾但还没念完时同学们就立即哄堂大笑，我也聪明万分地不知所笑地呵呵数声。然后老师也满意地微笑了一下，语重心长面目和善地否了这个结尾。至于是怎么否的，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上初中后的作文依然很格式化，只是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带着镣铐起舞。这可难倒了我，要知道我可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再加上我已经发现了写作的乐趣，你不放飞我则已，一放飞就快乐地飞到九霄云外，回不来了。这种时候写出的作文可真是没得说。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用词、标点、句式完全可以和书上的病句例析匹敌，尚占有相当优势。我知道我的得意之作将会被埋在用词不当、语意不通、标点错误等等化石垒成的坟墓里。

　　埋了还可以挖出来，不必太过担心。最要命的是这些文章违反了我们写应试作文的至高无上的宗旨：思想健康积极向上。这可是致命伤。要是我的一些不够积极的论调和一些尖锐字眼真地出现在应试作文里，那才叫万劫不复了呢。

　　我很识时务地决定要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只是没想到人都已经软了却依然不得要领。有一次我交了一篇自己尚看得过去的应试作文上去，却得了很低的分数，原因是“事情不够具体，没有具体的事”。好吧，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便致力于如何把文章写得具体。终于我能把写作搞得像画画似的，把那些对一幅画必不可少但对一篇文章毫无意义的细微之处都写进了作文里，这样的文章自然是味同嚼蜡，写得我直想吐。不过随着胃越来越不适，我的作文分数也日趋可观。

　　有一天我总算江郎才尽了，半个字也挤不出来，就豁出去找了一篇小学时的烂文来鱼目混珠。讲的是某天我父母不在家，我发扬延安精神自给自足地做了顿饭。说实话这实在是一篇白痴文章，足以向小学一年级水平冲击，但老师看了却如获至宝，连呼佳作。于是这成了我的第一篇范文也是最后一篇。当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好作文是要这么写的！后来愈想愈觉得是老师太善良了。

　　另外老师说写作文一定要从正面写，不能写反面的东西。又于是乎全班快五十个大活人齐心协力扎堆地将赞美进行到底。老是不停地赞美难免会虚情假意假大空，厚厚的一摞文章乏善可陈。我赞我赞我赞赞赞！我赞蓝天赞绿树赞小草，我赞同学赞老师赞校长。赞到最后我想高尚是用来做什么的？答曰：废话，当然是用来被赞美的。

　　对于应试作文我至今还是很茫然的，要写得既对老师胃口，又有自己个性实在不甚容易。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我还不知道新长征路上的应试作文长什么样，慢慢地摸爬滚打吧，等待某天滚成一个作茧自缚的大泥人。

　　文/杜若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