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伟

　　10月20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前新进村秋凉十足。寒风里，谢勇模裹紧衣领，和周围的农民一起坐着剥玉米。这名23岁的安徽青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此时，离谢勇模初次接触东北农村距离不到一年时间。

　　这一年中，他人生轨迹的变化清晰然而并不平坦。

　　一年前，谢勇模还是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的3年级学生。2004年12月20日，他拿到了休学一年的通知书，孤身一人来到前新进村的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做了全国“第二个休学支农大学生”。9月2日，支农计划进行到一半时，谢勇模回到了学校，此时的他，需要静心想一想“自己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经过一个星期的挣扎，他又回到了前新进村，继续自己的支农。

　　踌躇满志的支农计划

　　谢勇模的经历，与“农村合作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4年寒假，随同学来到吉林农村做实践调研的谢勇模，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舞台。“吉林在农村合作社方面走得比较靠前”，这让家在农村，从高中就对农民问题有浓厚兴趣的他感到兴奋。

　　农村合作社是中国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兴合作组织。而吉林农村的合作社，又一直在全国有较高的声誉。这种高涨的合作热情与谢勇模的兴趣“一拍即合”。

　　谢勇模第一次来到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时，这里的农民正在自发组织学习“毛选”。用负责人姜志国的话讲，合作社成立时，农民们充满了种种疑惑。有人以为又开始搞人民公社，有人说是传销。想跟农民讲道理，却发现大家的知识匮乏，说不明白。于是，这帮对知识充满渴望的人决定办学习班，却又没有太多书籍可阅读。“毛选”已成了许多农村合作社的学习读物。

　　农民对求知的执著和学习效率的低下让谢勇模深有感触。这样的感受在他的志愿活动中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这种浅尝辄止的调查方式也不能满足他了解农村基础情况的需求了，“调查需要时间，而大学生的调研多是走马观花，比较浅”。

　　大三学生谢勇模争取休学的计划就这样开始。他先跟自己大学生支农调研的指导员商量此事，对方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他，但他还是递交了休学申请。

　　最先表示担忧的是学院的老师。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他像一个政策宣讲员一样每天跟在老师身后，给他讲什么是农民合作，讲自己的想法，直到老师理解了他。

　　与此同时，一场争论在他身边展开。

　　谢勇模的5名室友分成了两派。一派考虑得很现实：早一年毕业，能多挣一笔钱；一年休学，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少经济负担。另一派则很“理想”，坚决地支持他。

　　在支农志愿者内部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很多人认为，为了支农休学不应该。最后，大家在讨论中得出结论：不要盲目地休学支农。

　　即使是接收谢勇模的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的人们，在高兴之余也带着些担忧。姜志国还记得当时社员们的说法：小谢，你来这里我们当然高兴，可是你能不能先把书念完了再来？

　　那个时候，谢勇模确实并不“盲目”。他本想毕业以后再来，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在农村生活”。这次休学在他看来同样也是一次试验。“如果我并不适合在这里工作，那我毕业后留下来，不仅是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也是对农民不负责。”

　　谢勇模选择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作为支农基地也用心良苦。那时候，附近地区已经有很多合作社颇具规模，而谢勇模来的这家合作社，2003年年底刚成立，当时一穷二白，组织机构不甚健全，社员很少。但谢勇模看重的正是这里的新起点。“这家合作社刚起步不久，规模虽然小，但是很有冲劲，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此外，他认为，“和一个合作社从头一起进步，可以让他看到合作社的完整发展过程，积累比较原始的珍贵资料。”

　　“我可以和他们一起进步。”那时候，谢勇模踌躇满志。

　　名片上印什么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10月20日，谢勇模并没有回避一个月前的那次“出逃”。

　　在合作社的“办公室”———一个兼餐厅、书房、

　　忙碌的调查研究并不能冲淡农村有些清苦的生活。来到这里，谢勇模的第一感受就是，北方的农村和南方差距太大了。这里是缺水地区，粮食大多是玉米，农民生活并不宽裕。每到晚上，他和合作社负责人一家一起，挤在两个火炕上睡觉。一开始，在学校里习惯了晚睡晚起的他很难与这里的生活节奏合拍。半夜，他一边上网，一边担心电脑的光影响别人；早上，他起得晚，又发现别人总是要把饭给他多热一次。不久，他就习惯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尽管清苦，但是刚来的时候，劲头十足的谢勇模还是跑了很多地方，农村的一切新变化都让他感到新奇。不过，这种劲头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个多月前的9月2日，谢勇模满怀苦衷的暂时离开了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用他的话说，他是回学校去“让自己清醒一下”。他并未料到，只用了半年时间，休学支农的生活就给了他那么多苦涩的感受。

　　谢勇模开始的设想是，以这里为基地，研究周围几个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并写出自己的学术成果。未料想，他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经费问题的困扰。

　　休学时，谢勇模借了一部分钱，如今，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你长期住在这里，总不能白吃白喝，毕竟农民们种地也不容易。”而更严重的是，对他来说，仅是四处调研的路费就已经无力支撑了，到现在，他甚至已经“不太敢到处跑了”。

　　最开始，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志愿队曾准备在当地实施一个项目，给谢勇模一些经费支持。不料，项目因故推迟，谢勇模的日子过得也艰苦。再耽误下去，他可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四处去调研。

　　他向记者回忆，一个月前回到沈阳的原因之一，就是筹钱。“我甚至想，干脆自己在沈阳做半年兼职，赚点钱再说。”谢勇模还尝试着寻找NGO的支持。“每天我都会上几个固定的网站，希望找到愿意资助我的人，不过一直没找到。”

　　没钱给了谢勇模诸多考验，但这并不是他最头疼的事。

　　一次，谢勇模到附近一户村民家里宣传合作社。一进门，对方先问：“你是做什么的？”

　　他回答：“大学生。”

　　对方立刻追问，“你是不是来推销猪饲料的？”

　　谢勇模想跟他解释自己是休学支农的学生，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说起。这样的尴尬，他已经无数次遇到。

　　在农村待的时间一长，谢勇模发现，他对自己的描述失去了语境。“农民会问你，你是做什么的？”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一次，谢勇模给一个小贩介绍了半天自己的情况，对方仍然一脸茫然。

　　来农村之前，谢勇模已经对自己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很充分的估计”。但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连“身份”这个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感觉自己没有组织，一个人孤零零的。”这是谢勇模的基本感受。他不是什么组织委派的人员，也不从事什么具体的项目，这使他休学支农的壮举，尴尬地变成了一种个人行为。

　　“有组织，就有定位，会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而我在这里，连定位都不清楚，只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愿望，来帮农民做点事，却不知道具体要做的是什么。”谢勇模对自己的初衷是否真的不“盲目”一度产生怀疑。

　　谢勇模身份的这种尴尬，也正契合着农村合作社发展到目前的境况。吉林对农村合作社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但基层政府也只是有登记制度，并无太大扶持。与之对应的，谢勇模的支农行动，当地有关部门也知道，可是他们既无法给他一个“身份”，也没有提供支持。

　　“国家对合作社的法律建设是滞后的，资金上也有若干障碍。”姜志国说。

　　谢勇模一直有个小小的“虚荣”想法，给自己印个名片，方便与人打交道。而这又成了他的一件棘手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名片上该印什么。”有的时候，这名曾经满怀激情、无所畏惧的学生开始羡慕那些“有个身份”的人。

　　用行动表示对合作社的支持

　　回到学校的那一个星期的时间，谢勇模得到了很多鼓励。他的实践导师坚定的支持他继续做下去，而北京的一家机构也准备在他的实践地设立一个乡村工作办公室，由他担任当地负责人。这不仅使他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还会为他带来部分资金支持。

　　这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更重要的，这个新的机构将有明确的任务和工作，这也使他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

　　反思自己半年来的所得和所失，谢勇模感觉，自己学到的东西非常多，而为农民做的，则其实并不多。

　　来这里支农之初，谢勇模很少下地干活儿。后来，他注意到，社里一个智力和身体都有些残疾的人也在跟大家一起下地劳动，虽然动作很慢，可是一丝不苟。他有些惭愧，并且开始尝试加入他们。“那时候全身都疼，不过觉得很自豪。”他总结说。

　　平时，谢勇模的主要工作是调研，同时协助合作社写一些项目书和报告材料，并担任他们的学习教师。这不是他的专业，但为了做好这些事，他利用网络自学了很多东西，也明确感受到了自己知识的缺陷在哪里。他一直强调，自己做的很有限。

　　不过，他的这些“有限”的工作，赢得了农民们的高度认同。他的最大意义，在于他带来的沟通。社员们介绍，由于他的到来，这里的人们多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很多专家、学者也愿意来这里讲课。这个有些内向，不怎么会说话的青年，经常被村里人“在背后可着劲儿称赞”。

　　“农村人都盼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农村，可是确实也需要一批人来农村支持我们。”姜志国有些矛盾地说。

　　“合作社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需要支持。我用休学这种行动表达的是对它的支持。”谢勇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