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该成富翁吗？

　　作为新西兰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约翰·胡德在2004年10月就任牛津大学校长，他不改其从商本色，在论坛的主题发言中，高调支持大学从事与高科技经济有关的创业活动，并津津乐道于牛津大学为此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比如创办技术转让公司，成立高科技企业园区，组织创业投资会议等。

　　“牛津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力量。而且我们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参加了很多国际级的科研网络。我们在科研方面，通过科研成果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也是每年在迅速增长”，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成立的企业和创业中心，已经成为培养成功商业人士的摇篮，同20家本地区的经济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大学、医院、地方政府等等。”

　　而仅仅3年以前，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由教育部主办)，应邀与会的牛津大学副校长科林·卢卡斯(后任校长)关于警惕大学商业化的演讲言犹在耳。

　　科林·卢卡斯认为，政府对于大学的研究与创新如何转化为经济生产力非常重视，但平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大学与工业界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大学从事技术创新的一个潜在后果是这些研究者往往会脱离大学，成为创业者或受雇于为其提供更好待遇的新技术的利用者，结果是大学面临如下困境：最有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脱离大学，最终导致科学研究的贫困。此外，在大学的商业活动中存在研究异变的危险，即科学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态度会产生变化，太强调可转化为技术的应用研究可能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他对大学“受制于人”问题颇为担心。

　　“大学过于依靠非政府部门或个人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结果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方向及成果等方面承受多种形式的压力，大学里为商界从事研究或以合同形式进行研究的教师也不得不面临利益冲突的问题。”科林·卢卡斯说，“认为大学是驱动国家经济关键力量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大学的存在不仅是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这一作用是短期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基地，不得不时刻防范跌入“过分”商业化的陷阱，得到很多机构基金资助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为了确保科研项目能够独立运行，采取各种方式避免金钱对科研的压力，其中包括不会为商业机构拍免费广告。

　　继约翰·胡德之后演讲的悉尼大学校长加文·布朗，显然认为前者的观点过于强调大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在发言中说，如果仅仅将大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作大学研发—成果转化—成立公司这种直线过程，就过于幼稚和草率，大学应该在基础学科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两方面寻找平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则呼应了加文·布朗的观点。

　　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政府对大学进行投资，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投资，将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于是在1946年为基础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资助机制。“这保证了美国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理查德·列文说，“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能马上被人们所理解的，甚至要经过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一些私有部门并不乐于建立激励机制，支持长期的不可预见的基础学科的发展，政府必须在这方面身先士卒。”

　　“我们确实应该把它交到那些善于进行成果转化的人手上以造福社会。在美国有完善的制度确立

　　“大学不能成为商业和经济的奴隶，必须自主决定要走的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说，大学还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来限制科学技术的转让、大学的商业化和校长的权限等等。但他同时表示，大学作为知识创新基地，当然也可以成为知识应用的倡导者。“就这一点而言，我鼓励我的教授们成为企业家，我的几个教授就是百万富翁，”他说，“他们做学术研究，把新知识带进课堂，然后应用它们，创造财富。而知识得到应用的同时也产生新的研究课题，促使教授去解决，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所以说，知识应用实际上是对大学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熊丙奇：目前的大学，有一个办学思路，叫做“官产学研”，意思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学研一体化。这种思路下，官、产、学、研成为了利益共同体。也正是这种思路，一名教授，很容易地跨越官场、产业、教育和学术，而且似乎每种角色，他都会拿捏得很准。也正是这种思路，教授头衔可以授予官场的领导，也能授予产业的老总，一点也没有过渡，还被认为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而在真正的学术，真正的教育看来，这种跨越，这种多重角色，是对教育和学术的亵渎，结果是不伦不类。

　　(沈亦文、傅艺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