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困难，要我们这群人做什么？

　　记者：作为副部级官员，您如何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官员级别与高等学校没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政府认为某个学校重要，可以以财力、物力、政策加以支持。

　　我想任何一个高校校长到了国外，都不会主动介绍说自己是全世界行政级别最高的校长的。

　　如果说中国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我们做校长的就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如果说中国的校长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校长，那是笑话。

　　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您作为副部级校长，能做什么？

　　王树国：我能做的只是(考虑)考到哈工大的学生该怎么办。

　　哈工大成立了基础学部。基础学部是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采取小班制，配备班主任，所有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在基础学部学习。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学会自我约束，自主学习，避免突然到来的自由毁了孩子的一生。

　　至于还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我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致力于提高素质吧，别分分分了。我这么做行吗？考不上大学不都来找我了吗？

　　记者：您抓全面工作，十分钟换一个角色，有没有困惑？

　　王树国：我想改变这种状态。我之所以想当校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高校中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

　　记者：您最讨厌的事？

　　王树国：开会，无休无止的会。

　　我最喜欢的事，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很快有了结果，得到了验证。跑经费，跑关系，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不得不打的交道……忍住烦恼，做成了就高兴了。

　　记者：本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您吗？

　　王树国：明天我就和大一学生进行一个“理想人生信念”的座谈。大一新生，也知道大学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提出一些问题了。我需要了解学生，学生也需要了解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科和理科的割裂？

　　王树国：哈工大很关注人文的建设，我不希望哈工大学生都是书呆子。内秀外拙也不行。

　　无论什么专业，理学的底子必须打好，还必须懂得点历史和社会，还要有人品、素质的熏陶。有了足够的人文素养，才有足够的心灵动力，才会有更高的目标。哈工大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自然科学研究到深处，是与人文科学紧密相关的。

　　记者：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引发批评，您愿意评价一下吗？

　　王树国：我和顾校长很熟，他是核物理学家，一个篆体的生僻字不认识也属正常。你可以找中文系的教授试验一下，看看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认识那个字。

　　如果就此说清华大学校长人文素质差，这个结论过于草率。假如顾校长知道这首诗，会读那个字，那就能说明校长群体的综合素质高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此重大的场合，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事先有所安排。

　　记者：中国高校校长群体的素质，您如何评价？

　　王树国：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校长是非常务实的，对自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工作压力也许超过了国外校长。因为他们是在各种约束的前提下，在不平等投入的前提下，完成与国外大学竞争的任务。简单地说，中国的高校校长群体，是优秀的群体。

　　记者：您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王树国：有一点，现在的校长不是职业化的。

　　这边当着专家学者教授，那边当着校长。在校长室里坐了三小时，对不起，我要做实验去了。我赞成校长是学者，当过学者，但我不赞同你当了校长后，还以学者身份为主。

　　当大学校长是一门学问，全心全意都未必能干好，三心二意肯定干不好。校长应该是职业化的，应该具有强烈的职业精神。

　　记者：您做了校长之后，是否更有机会获得学术地位？

　　王树国：我的责任是让哈工大出现更多的院士，而不是我自己当院士。如果我自己当上了院士，而哈工大院士却越来越少，那我就是失败的校长。

　　记者：您充分估计了您的想法实现的难度了吗？

　　王树国：如果没有难度，那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人民上税养着我们，不就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吗？我们不能回避难度。改革总会制造新问题，可如果不改，再过十年还这样，甚至更恶化，我们怎么向未来交代？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我认为就是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所以我再次强烈呼吁，还大学以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