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这题目肯定是有问题的，学位与生命如何能够相比？但是，在一个教育的本质已受到强烈扭曲、社会对人才的关注更多的只是注重表面的文凭学位的年代里，当残酷的现实竟然出现了把学位与年轻生命一同摆放到取舍层面的人生悲剧，或许只能以这个题目表达我的忧愤？！

　　日前《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大学一位毕业生跳楼轻生——仅仅因为英语过不了四级拿不到学士学位，而他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家用人单位必须要有学位才最终录用。这位跳楼男生能保住性命，真可以说是上帝借管理员之手而施与的怜悯与拯救。

　　而今年高考前后，高考生因压力太大而发生的自杀事件也屡有发生。西安一考生在高考前一天跳井自杀，遗书中说考不上大学就实现不了理想；甘肃嘉峪关市一考生在高考结束后投湖自杀，遗书中说因成绩不好而感受到各方压力，因而要远离人类。

　　在从考场下来和即将离开大学之际传来的年轻生命的噩耗令人特别难过:身为教师，我为无法对年轻的生命一援其手感到内疚和痛苦；身为人父，我知道那些青年人的父母会如何悲伤痛哭。

　　如果说为了自由可以舍弃生命与爱情，因为在生命和爱情之上还有人类值得珍视和维护的价值观念，那么高考的失败和毕业得不到学位为什么会驱使年轻人那么轻易地舍弃生命？毫无疑问，那只夺去生命的黑手只能从社会现实中找。更可怕的是这种悲剧在当下已经连新闻的轰动效应都快没有了，人们似乎早已麻木于这类事件。

　　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心理专家总是会劝导学生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社会要关心落榜学生等等。当然，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和社会关爱的宣传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只重文凭学位、不看实际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水平的社会用人机制——这才是发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片面追求扩大大学本科招生规模而相对忽略了专业技术学校的中专、大专教育，使社会急需的专业技工人才缺乏，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则越来越不容易。另一方面，高学历的人才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使社会对于人才录用的学位标准不断提高，人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似乎这个社会发生了那么多的悲剧而又没有什么人需要负责，似乎仅仅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出了问题。

　　其实，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绝不是那么容易推卸的。当一个区政府的小小公务员的职位都要靠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去竞争的时候，就业的压力必然转换为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学历社会的高压气氛首先就是从管理者操控的用人机制开始形成的。在以高学历人才装点门面、显示政绩的背后，是一套套明码实价的用人学位指标，人才高消费乃至浪费，反而成了提高管理队伍素质的政绩。在这种管理者的表率作用影响下，社会才会普遍蔓延只重视文凭学历的风气。是的，我们应该扭转这种社会风气，但如何才能扭转？关键还在于有一套可以对这类事件追究问责的机制——并不一定是追究对某某学生自杀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而是从社会用人机制的设计、实施和监督的视角来追究人才高消费的制度安排；在使用人才的评估机制中明确制订对于人才高消费的惩戒制度。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从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怪圈中走出学历崇拜的悲剧，对于高考生与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去除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的良方。

　　当然，所谓追究社会的责任几乎从来都是一句空话。因此，才有了本文的标题——我们很难把希望寄托在管理者的身上，他们总会很冤枉地认为他们在这类事件中没有什么责任；我们只能诉诸唤起学生们对学位的质疑与漠视:学位没什么了不起的，更无法与生命的价值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