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悲欢：反思国学的失落

　　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近百年来，国学的际遇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学的地位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巅峰迅速向下滑落，长期沉沦在遭否定、受针砭的尴尬境地。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历史进程，伊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当时由于袁世凯、张勋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组织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而社会上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等行径，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猛烈批判。这一方面是全面否定孔子与儒家经典。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四川的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另方面是主张彻底废除国学，内容涉及古籍、习俗、节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鼓吹什么“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钱玄同文集》2卷17页)。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悲惨历史的产物，是他们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他们的感慨、愤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五常伦理等等，必须经过改造和扬弃后，才能重新焕发精神，与现代生活接轨。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就像恩格斯批评杜林对待黑格尔、康德的非理性行为一样，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新型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一概批孔贬儒、否定国学的。如郭沫若就曾将孔子与华盛顿、列宁、罗素等人相提并论，又如蔡元培、贺麟等人也曾主张抽象地继承孔子的精神遗产。即使是不少一度激烈反孔，否定国学的人，如陈独秀等，日后的观点也有所变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方法评价孔子，分析国学。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借鉴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如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依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颠覆性的破坏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在未能为文化激进主义无情攻击与荡涤的国学进行堂堂正正的正名前提下，要正确认识国学的地位与价值自然困难重重，要振兴国学，重塑民族之魂也一样举步维艰。而近代以来，按新式学科体系打破国学原有整体结构，文、史、哲彼此独立成为专门学科，虽说有它的合理性，并也在各自领域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国学的相应内涵与传统，但毕竟在国学的整合性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多少也是使国学传承与光大不能顺畅的一个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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