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所大学的历史，总免不了要追溯一下学校的传统和底蕴。对一所大学而言，校长、大师和学术领袖正是造就这种传统和底蕴不可或缺的三部分。校长是大学的最高决策者，学术领袖是具体执行的“学术生产队长”，而大师则是学术人格化的最高成果，也是一所学校最值得尊崇的原因所在。仅以大学校长而论，作为一所学校的领军人物，这一角色往往被寄予厚望，比如，把校长归结为大学精神的缔造者和指引者。谈及复旦的百年历史，一定不能错过马相伯、李登辉、苏步青和谢希德这四位校长，他们分别代表着复旦历史的四个阶段。

　　复旦百年，第一个要提及的自然是创办者马相伯，复旦大学的前身是1903年由马相伯捐资创办的震旦学院，自任监院(校长)的马相伯宣布了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在教务管理上，实行学生自治；在教学方法上，兴“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另外，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以致触怒了天主教会当权者，并导致了震旦学院的结束及新的学校———复旦公学的诞生，所谓“复旦”，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而马相伯三条办学宗旨在复旦也得以延续。除了马相伯的首创之功外，1917年出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对复旦的影响也很深远。复旦校友梁大鹏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对此便有提及：“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

　　复旦校舍原选定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李登辉任职期间，多次前往南洋募捐，最后在江湾置地建校，始成复旦大学今日之势，李登辉倡导“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1943年，抗日战争正在僵持阶段，他依然教育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之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此外，李登辉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要求学生“至诚、纯洁、无私、博爱”，这些被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内的主张和观点即使今天也不失其进步意义。李登辉逝世之后，与他共事20多年的陈望道撰文说：李登辉“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他“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

　　解放之后，复旦发展的一大契机是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复旦的陈思和教授就曾指出，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地位。复旦大学校史研究专家王增三历时近10年写就《苏步青传》和《谢希德传》，在他看来，这两位校长在复旦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苏步青为复旦从一所地方性高校到国家重点大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而谢希德则引导复旦走出国门，提高了复旦的国际知名度，2001年复旦校长杨福家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轰动新闻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由于院系调整，原本任教于浙江大学的苏步青来到复旦，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苏步青完成《射影曲线概论》一书，从而在国际上赢得了“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赞誉，作为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苏步青对复旦大学的一大贡献便体现在数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之上，苏步青曾参与筹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创办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年刊》，从而将复旦大学的数学系建成一个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除此之外，1978年升任复旦校长的苏步青，对于复旦更大的贡献在于促进这所省级高校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重点大学。早在1977年邓小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苏步青就提出了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许多建议，其中，他的恢复研究生制度的倡议，很快得以实现。

　　20世纪80年代的复旦大学逐渐在国际上打响名气，这与1983年接任校长的谢希德密不可分。谢希德在1978年曾带队参加西德慕尼黑附近的伽兴召开的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并在西德的一些实验室参观访问，从而开启了复旦大学与国际高等学校及学术界交流的帷幕。1985年，谢希德提议建立美国研究中心，以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与交流，这在全国高校中也属首创。谢希德任职期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并不明朗，而国人对于“外国”二字避之唯恐不及，但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位重点大学的女校长，却毫不犹豫地与国外积极联系，把复旦的师生送到国外学习，复旦大学80年代初期出国的学者，大部分都是谢希德送出去的。据海外一些学者的反映，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与世隔绝”的复旦由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编辑：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