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分科也就选择了命运

　　一年一度，高二年级的文理分科选择又将开始了。在重庆，这涉及至少10万高中生对命运的选择；在国内，它涉及的高中生不下百万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数千万高中生都曾面临这样的选择：文科还是理科，你必须二选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这真是一个比哈姆莱特的“是生存还是死亡”更难把握的命题。

　　因为，哈姆莱特的“生与死”只是一个人，文理分科却让千家万户的家长伤透了脑筋！他们不无担心：自己的孩子一旦选错方向，很可能殆害终身。然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任何一个高中生都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分科，也就选择了命运。

　　“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导致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将成为一句空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大声疾呼：高中阶段应取消文理分科！

　　取消文理分科，并不是由朱委员第一次提出。但在高考指挥棒下，文理严重分化的局面不但没得到扭转，反而愈演愈烈。于是，在我们身边，诸如文科生不知光年是长度单位，理科生不知巴尔扎克是何人等现象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这么多年，我们不了解光年和巴尔扎克，不是照样活得很好？这话不错。但是，中国未来的脊梁如果全是连最起码的文理素养都不具备的“人才”，又怎能奢谈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已走过100多个年头，培养出一大批文理兼容的大师级人物，如钱伟长、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杨振宁、苏步青、陈省身等。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人才的高中、大学求学时代全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分理分科以前。相比之下，建国后我们引进苏联文理分科模式，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对这一模式的全面“深化”，我们的“瘸腿”教育越演越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有教育学家认为：文理分科是一大毒瘤。

　　1959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的文化危机。

　　这种观点颇具现实意义。前不久，我市一位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的教育，不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是全面追求升学率。学校比拼的是：我们的学生，北大考上了多少，清华又考上了多少……受形势所逼，幼儿园开始学小学的知识，小学接触初中的课程，初中学大学的知识。但到上了大学，却又反过来学习幼儿园的知识——公交车上应该给老人让座的起码文明、礼仪，竟被不少人搞忘了！

　　当然，这不能全怪罪于文理分科。应当说，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制度从未停止过修修补补。但至今未能解决实质问题。“一考定终身”仍是铁的事实。而考与不考、怎样考，取决于你在高中阶段对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重庆麒麟国际象棋学校董事长杨盛瑜以切身实践指出，文理分科是不科学的，“作为20年前的文科生，在工作中我虽然不乏形象思维，但深感数理逻辑的欠缺，这影响了我对大局的把握！”杨反诘：马克思算不算文科大师？但他的微积分题解很多数学家都做不出来！爱因斯坦算不算物理学大师？但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了专业水平，钱学森认为，“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我虽然不赞同当下中国要培养出多少大师，但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

　　然而，目前高考很难摆脱它附带的身份、地位、前途等一系列本不该由它承担的东西，文理分科也就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土壤。

　　怎么办？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在上海第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年会”上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能取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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