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依靠其平凡但认真努力的教学工作，获得了学生和同行的广泛好评，却因无法满足职称评定的硬性要求——从未发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而长期“屈就”讲师一职，直至近日罹患重病而不幸辞世。消息传出，听者无不动容。在痛悼晏老师的不幸、怀念他执着教学的敬业精神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许要被一个疑问所苦苦地缠绕：一直以来被视作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之一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体系的改革，是否该冷静下来反思一番了？

　　反思一，我们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大学教育当然与中小学教育有着很多目标性和功能性的区别，后者更多的是有关知识传输和习得的过程，前者则兼有知识的教学并在掌握知识培养创造性潜力的功能。大学教师不仅仅有“传道、授业和解惑”的传统职能，还有着发挥创新能力，在文化、科学技术上直接用理论成果为现代化服务的重要任务。所以，大学需要既能讲好课的传授者，又能够在科研上不断前进的探索者。对于能够集各种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教师，当然应该无任欢迎，但是，将这种复合性要求贯彻到每一个教师个体上，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张三的讲座可能经常座无虚席，李四可能不擅言辞，但著作等身，这些现实中并不少见的“另类”被排除在某种声称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之外，这种状况，难道应该是不变的真理？

　　反思二，如何给我们的大学定性：研究型的？教学型的？产业开发型的？培训型的？近年来，高调开始的以国内若干名校领衔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前提，勇敢地给各自的学校定了性———只要是稍有名气，够得上“重点”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研究型大学”。在这样的定性基础上，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努力成为科研与教学甚至管理上的多面手，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是否又合乎了常识呢？其实，大学的定位或其属性，应该是复合性的，因此，对各种人才的延揽和包容，既要专才，也要杂家；既鼓励翩然美文，也能容“述而不作”，这不仅体现了大学精神，而且与大学的功能和任务相符。

　　反思三，人事职称制度以及相关的教育科研评价体系在考察目标时，如何决定素质与数量之间的权重？它所要致力促进的，是教育科研水平的实际提高还是表面繁荣？现行的教学科研评价体系，实际上是延续甚至强化了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老路，这已造成很多弊端，一大批质量不高、但却汗牛充栋的文字垃圾堆积成山。一位学者曾说，他只有到了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地心无旁骛地做学问，因为用不着整天对着SCI、SSCI(科学文献索引)的硬性科研指标来数自己的论文了。金庸先生在浙大的教授和“博导”资格是体制的例外还是“应有之义”？他与晏才宏讲师一个重要区别可能是，前者名气很大，后者课上得好。

　　一个讲师，除了发表论文，永远不会有其他出路而成为副教授、教授，即便是他有着大家有目共睹并交口称赞的执教能力———如果这是现有相关体制的当然要求，那我们的改革就真的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如果这只是体制内的偶然事件，那体制的合理作用就应该通过继续深入的改革来被强化，避免类似的偶然性的无理扩张。（李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