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中国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给予我的这个杰出贡献奖的殊荣。

　　我把这一奖励看作对我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表彰。

　　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岁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特别要向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表达敬意。一位是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孙冶方。是他，在极其恶劣的大环境中，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竭尽全力在经济所营造了一个能够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的小环境，使我们得以开始对中国改革道路进行最初的探索。另外一位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顾准。我个人要特别感谢他，因为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的阻力还很大，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并不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靠的是经济学界的集体奋斗。例如，这次受奖人之一的薛暮桥在1980年就在提交中国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写进了改革应以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纲领性意见。1984年在第二次关于改革方向的辩论中对于拨正改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是由这次评奖的获奖人马洪组织的。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

　　参与改革理论研究并做出贡献的不只是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儒，还有许许多多经济学人。经济学界为中国改革做出的是集体的贡献。

　　这里我想举一个人的例子来讲一讲自己的体会。前几天温总理在看望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时，曾经引用过西奥多·舒尔茨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中的一段话：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十分惭愧的是，由于我在学校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受到苏联式的只重工业，轻视农业，认为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的偏见和影响，我自己对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以及农业经济学，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种认识缺陷，不能不影响到自己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把握，以致我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以后的很长时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眼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狭隘范围内。因此在改革的初期，也许更早一些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学家已经对农村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具有真知灼见，并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我自己后来提出民营中小企业是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以及后来进而提出“有机战略”是中国改革成功之道，都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发扬。当然我也是从温州到台州的农民企业家做出的业绩得到了实际教育的结果。

　　在结束我的简短讲话的时候，我想再次向诸位表达感激之情。中国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还很长，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和完善更无有穷期。愿经济学界的同仁在今后的岁月中相互帮助，砥砺切磋，使我们的学科取得更大的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