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成果归属，是“互利”、“互补”还是“剥削”？

　　导师与研究生“合同”创造的智力成果包括产品、技术等等，但最普遍的还是学术论文。徐康觉得导师待自己还不错，现在他正在写一篇学术论文准备发表，导师甚至会给他出版面费。记者很惊讶，他解释：“我们的论文‘老板’都要挂名的。我这种一般性的论文他一般挂第二作者。要是写了一篇特别优秀的论文发表在特别厉害的核心期刊上——就是‘老板’自己也很难发文章的那种期刊上，‘老板’会挂第一作者。”徐康说来十分平淡，不像杨凌那样愤怒地说：“我给导师写文章自己连名字也挂不上！”

　　据高清介绍，高校论文署名已经有了不成文的“规则”：“研究生依靠项目写出的学术论文如果发表都是由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理论上说学生署第一作者，导师署第二或第三作者；如果总课题组长(“大导”)工作太忙，不能直接带学生，会让其下的导师作“二导”帮他带，学生的论文会是“二导”署第一作者，学生署第二作者，“大导”署第三作者。”(当然这与实际排序有所出入。)

　　他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学生论文的‘base’和‘idea’一般都来自于导师，有时候一篇论文最重要的就是‘idea’，而课题是“大导”申请来的，可以说其他人的一切成果都基于他所提供的平台。”

　　李政辉博士则说：“研究生和导师联合署名发表论文，究竟谁是受益方？研究生要想想，要是没有导师挂名，你的论文能发表吗？没办法，这是目前的发行体制的问题，有名气的作者发文章容易。你可以去查现在武汉某名牌大学法学院的论文，两个人署名的100%是研究生写的。另外，由于高校扩招后研究生水平普遍下降，很多研究生写出的论文质量根本达不到发表水平，没有导师，论文怎么发？研究生都有论文发表的硬指标，不发表是毕不了业的。所以，研究生其实是联合署名的受益者。当然不排除有研究生‘天赋’很高，科研能力很强，论文质量很高却无法署名的，但我认为这毕竟是少数。”

　　他还提出了独特的“代际互补”理论：“我们很多导师也是这样过来的，作研究生时给导师写文章，让导师署名；等自己做了导师，再让自己的研究生为自己写文章，通过‘代际互补’得到了补偿。”

　　但在高校老师、管理者、甚至部分研究生都已对现有署名“规则”安之若素的情况下，华中师范大学郭文安教授仍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导师热衷于‘做官’或当‘老板’，不好好上课指导学生，还让学生替他们做课题、写论文，有的‘导师’就是靠学生写论文步步高升，评上博导的。这不是‘剥削’是什么？”联合署名问题使某些师生对簿公堂，引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学术丑闻，是否能让某种合理的“显规则”取代现有的“潜规则”？

　　有活干总比“放羊”好

　　记者采访了近10位研究生，他们大多已经对目前的“雇佣”体制习以为常，徐康说：“老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做个听话的好孩子。”杨凌对记者说：“你写一篇文章又能改变什么呢？”但所采访的高校学生、教师，乃至行政人员，没有一个人敢说这种体制“没有任何问题”。谁该为此负责？

　　郭文安教授说：“有的导师太专横了！要求这一届学生研究一个题目，下一届又研究同一个题目！这样下去，我们的‘博士不博’、高校‘综合不综’，研究生质量怎么保证？”

　　李政辉博士则说：“我认为研究的课题范围越窄，越能研究得专深。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课题制’下，学生不可能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其实现在的研究生，有能力自己选择题目的又有多少？导师给的题目都很有价值的。其实，没活干的学生还羡慕有活干的呢！过去一个导师就带几个学生，可以像带儿子一样带；现在一个博导可能要带六七十个学生，如果没有课题，学生就‘放羊’了。学生做课题，毕竟还能得到导师的一些指导。我们也不能责怪导师，因为学生太多，他只能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法。”他说：“归根到底，要怪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资源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培养研究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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