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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http://y.sina.com.cn 2006年11月24日 22:53 新浪校园

支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现场观众向张翔提问

  主持人: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张翔同学进行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心得都可以提出来。

  学生:在研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出国,当时可能有很多东西在左右你,你经过怎样的权衡选择的支教呢?

  张翔:前面的决定是从金融决定转入社会学,从中国金融学院考到北大读研,当时是听了周老师课以后觉得非常棒,这件事情非常吸引我。研一、研二非常吸引我的就是支教的事情。想去支教那种感觉就像当年要考研那样吸引你。所以没有多大的权衡。我觉得一年的农村经历对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社会学的考虑非常有好处,你完全进入了另外一种文化当中,对现在的文化有一种反思。这个东西不管是对于人生阅历还是学术生涯都好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是非常鼓励城里长大,而且对农村想做研究的同学,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干半年,不一定是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可以自己找地方,但是很重要的是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乡亲们在一起的生活体验,花一年的时间很值得。

  另外一点我想可能在你一辈子做的决定里,支教这种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放开其他的那些考虑,你的心会非常非常纯,只要这件事情是你非常想做,你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将来去工作以后可能有一个约束在那儿,有了家庭要养家,你做选择要有很多约束,大概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不管其他约束,纯粹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好奇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做了以后,让我觉得这一年很值。很可惜我没有做满,做到4月22号我回北京了,当时非典,学校停课了。我们的学生原来6月十几号考试,4月是冲刺阶段,还好那些学生后来考的不错,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开影响他们的升学,比较幸运。如果说我的学生有几个应该考上的没有考上我会很内疚,因为最后几个月没有跟他们呆在一起。我走的时候我在里面哭,学生在外面哭,让老师别走。

  学生:我注意到06年全国大学生十大人物评选中你是候选人,你好象没有参与宣传活动,你是不是不看中这个活动?你刚刚所描述的那个学校的状况让我想到我的初中,我们初中的状况和你所描述的学校的状况基本差不多,我初一全校有200多个人,初三的时候80多人,其他的都辍学了。七八年之后我再回去我们那儿的经济差不多翻了一番,但是辍学率还是二分之一,是不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比经济体制问题对教育影响更大呢?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张翔:前面的问题是有特殊的个人原因。学工部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时候我在回家结婚的路上,正好时间撞在一起了。我当时自己没有参加,分身无术,很无奈。评选活动是这样,去年顾老师给我发了一个通知要进行五四奖章评选,我们班就给我报上了,结果发现全校只有十个名额,还要经过两轮淘汰。如果全班一个我就参加,如果早知道全校就十个我就不参加了,但是后来报上去后我得了五四奖章。学工部又在十个人里面挑了两个人参加年度人物的评选,所以整个事情就不在我的预料之中了。年度人物评选第一轮是专家评,第二轮是和超女有点像,是短信投票,后来我是进前30的时候被淘汰了,所以非常对不起北大的江东父老,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个人的事情。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给我投了那么多票,那都是一块钱一条的短信。但是反过来说,支教做了就做了,得不得奖对我来说差别不大,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收获,你的调查,你对农民的认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走学术这条道路,所以支教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意义是我自己的收获。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是说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经济上升升学率会上升。我们搞社会学知道其他变量很难弄,总是一起变的,这样就很难决定哪个是重要的自变量,但是教育体制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国家把农村教育费用都承担下来不过几百亿。看看我们的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很不合理的。我们花那么多钱建设高等教育,却花那么少的钱让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孩子读书,条件那么差还要自己掏钱,这是很不公平。当然现在国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而且两免一补政策的实行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对具体事情感兴趣可以继续追寻下去。

  学生:当代大学生对民生的支援,近几年有一个村官的变化,你认为这种形式对农村的发展有没有帮助? 第二个问题,你下一年课题有什么进展。

  张翔:对于村官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大学生下去比不下去好一点,它不会变坏。但是农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如何选出让谁当村长。村民直选很好,但是选举也不是民主的全部,不在于怎么选,是不是可以秘密地划票等等。重要的是即使一个人原来很好,被选上去以后他干了对不起农民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把他弄下来,弄不下来怎么选都没有用。民主的问题要害在于怎么监督。我觉得农村的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对村民直选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但是提示大家,农村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换一个村官或者怎么样就能解决的。但是这批人下去了,至少对于他们自己理解中国社会很有帮助,对于促进城乡和谐也可能起很大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有点惭愧了,我的调查计划很好,4月初我带着自己设计的问卷和刘老师商量,定稿,印刷完,带回去。干了几户人家的访谈,非典就来了,刘老师是让我把整个村子都“扫”一遍,你整个做下来心里就有底了。结果回村刚刚做了几户,非典来了,学校停课,那个事情就搁下来。非典以后不能回学校,我当时从山西回来,还不能回北大,就去北京的亲戚家了,亲戚家在一个大院,大院里又有人非典死了两个人,我就被困在里面了。后来9月份我才回山西,8月份我在家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关于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材料,我又继续做温州民间金融的东西,后来一趟又一趟的去山西,但是当时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说起来非常惭愧。但是大半年呆下来还是收获很大的。这个不细讲了,我们可以下面交流。

  学生:关于个人职业生涯的问题,对于这个事情你是倾向用你的研究影响学术层还是会影响NGO还是参与整个决策呢?

  张翔:周其仁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认为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千万要当心。我自己是偏学术的。支教的经历对于我个人了解中国农村,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能够影响我将来要走的道路,支教这个选择非常对。另外一方面,你个人是想影响政策还是偏学术。如果大家读过韦伯《学术与政治》一定会有感触。我觉得你做学术一定要有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即使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做到中立,但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中立,尽可能抛开价值观的影响。这是我对学术的看法。

  学术东西有它的本身价值,不一定对政策产生影响才是有用。有几类问题,一类是what、一类是why,还有好不好和怎么办的问题。第一类那个地方怎么样、第二类为什么那样,然后是好不好。还有一类问题是怎么办。你觉得农民辍学率高不好,这是价值判断,说怎么办我们要两免一补,这是政策问题。当然我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会主张你要实行鼓励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主张试行学券制,主张国家用两免一补的办法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但是这些建议是独立于学术研究之外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提出这个建议才进行的调查。你直接从学术的问题到政策中间是有一个转化的,是要加上你的价值判断的,不能直接跳过去,做学术的时候要撇清自己的价值观念。做决策的时候要有事实的依据。

  对于教育的投资本身是在穷的约束条件下做的一种选择,所以做政策建议的时候尽量能够有一些事实的支持。另外,学社会学的很多人,可能有非常强的改造世界的热情。今天报告会的题目“傲骨虚心真力量”,这个是评五四奖章的时候每个人要报一句自己的座右铭,我就报了一句,这是其中半句,其实还有半句“冷眼热肠大慈悲”。除了改造世界的热情,我们还要有认识世界的冷静头脑。你有抱负想回报社会,但是你要有很清醒的认识,一个人是很难做到改造一个社会的,或者说被某种思想或者价值观念所左右做了一些不全面的调查,在这个基础又做了一些什么建议,那个是很糟糕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不要认为一个人做了一个东西就能改造一大片的东西。

  如果你们听过“谢宇”教授的讲座,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东西经过几十年人们不断的质疑,没有被人打倒的才可以作为政策依据,不是说今天做了一个调查就可以作为政策依据的。我是偏学术的,我对自己的调查谦虚一点。很多东西可能是灵丘是对的,但是别的地方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最好对自己的政策主张谦虚一点。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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