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事迹报告会现场

　　接下来我讲讲支教的一些感受。最大的感受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感受，农民是比较理性的。我是经济学的背景，学社会学也是理性选择学派的。我们经常会听人说农民是怎么样目光短浅，不让小孩子读书，辍学率高等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发现如果站在外面讲这个话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走进农民的生活再讲这个话是非常不合适的。农民的选择是跟他家里的经济条件直接相关的。我能看到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小孩子读书动力高很多，很多小孩成绩不错是因为父母是老师或者是村长或者是城里居住的人。当然你永远会看到穷人家的孩子也有读书读的很好的，但是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发现家庭经济对于他们读书积极性有极大的影响。如果你要是出生在那个地方，你是那种收入水平，你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选择。所以我回来以后，别人问我支教感受怎么样，我非常强调这一点，我说农民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如果你站在外面批评是冤枉了农民，如果你过那种生活，那个收入，你可能做的不如那个农民。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03年底我回独峪，考上10个以后我非常关心生源是不是增加了。校长告诉我说减少了。我说怎么可能，为什么呢？他说旁边办了一个私立学校。我说私立学校收费怎么样，收费比我们贵很多，读小学一年要三千，初中是四千，但是三千是包吃包住的，但是把吃住的费用的扣除还是比公立的贵很多。我很奇怪，我们有志愿者，又提供奖学金，为什么他们愿意上高价的私立学校。老师跟我说，农民很盲目以为贵就是好。我接着问你的小孩今年几年级了，他说我的小孩在私立学校读书。事情很明白，公立学校老师的铁饭碗，让他们教书的积极性很受影响，教得好没有奖金，教不好没人惩罚你，但是农村小孩要教不好可以说他基础不好。我问农民为什么送小孩到私立学校读书，他们说私立学校那边老师负责任，管学生管的多、管的好，那边能开音乐课、美术课。我经常就拿这个事例讲，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给小孩读书，说明他们愿意给小孩读书，问题是公立学校提供了什么质量的教育给他们。那个教育质量，一年考上两个，谁愿意在那个公立学校读书呢。私立学校尽管学费贵，但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新的可能。怎么说农民不舍得对小孩的教育做投资呢。而且山西省的私立教育是非常发达的。我曾经看到一个报导，山西省的私立学校拉走了大量的生源，那张新闻照片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室里，一个老师在教两个学生。那两个学生可能是家庭条件太差上不起私立学校的。

　　今年上半年我回灵丘调查，灵丘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私立学校读书。私立学校有三种，一种是村里的公立小学校舍是危房，结果师资流失，小学生失学，于是村里读过高中的大人就在自家院子里开班收小学生上课；一种类似和独峪中学竞争的旁边那个私立学校，是一个县二中的老师回家创办的；还有一种是县城有几家有数千学生的大型私立中小学，我参观过的一个是县二中的老校长退休后集资办的。11月16号刚刚去世的经济学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提倡学券制：每个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都拿到一份学券，到公立学校读书交学券顶学费，到私立学校读书也交学券顶学费，然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拿着学券到财政兑钱。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谁办的好就可以吸引到学生，从而得到财政的资金支持发展教育，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特别是家庭贫困的农民的孩子上一个私立学校或者想接受更好质量教育的成本降低，因为学券可以顶部分学费。我在灵丘看到的事实是农民很舍得在教育上做投资，现在也已经有一些私立教育已经办起来了，我们需要在制度给予进一步的扶持。国内一些地方已经试点此项政策好几年了，效果很不错。我觉得象灵丘这样私立教育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地方应该考虑一下这些做法。

　　今年回去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一个变化：2001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两千多万。去年他们的财政收入是四个来亿。因为这两年煤、铁、金属大幅度涨价，灵丘有金属矿，金属矿给他们的财政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财政对于农村教育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独峪学校已经不办初中了，他们在旁边的上寨镇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学校，比县城的一中还漂亮，旁边几个乡所有的人都到那儿读初中。而且国家推行两免一补，灵丘的补贴覆盖到私立学校，就是说私立学校学生的书本费和公立学校同等待遇。所以我们国家还是在经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两免一补对农村教育的改变是非常重大的。

　　另外一个事情我讲讲支教本身。我对于志愿者支教给当地带来的影响评价是比较低的。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县城有600个上公立学校的名额，这里面城乡比例可能是2：1，我们去了以后，独峪乡从2个变成10个，我旁边那个三楼乡的中学，那年他们只考上几个，原来他们能上十几个的。最后你可能会发现600个里面的城乡比例，没有因为志愿者的到来发生多大的变化。去几个志愿者，甚至去几百个志愿者都不会对于城乡的改变发生非常大的影响。你能改变你身边的那群人，你改变不了城乡结构，你再支教十年可能还是这样，能够改变教育面貌的是国家政策，两免一补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果大家读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的那些书的话，可能知道当时有一些人搞贫民教育运动，比如梁漱溟、晏阳初先生。他们的观点是愚是导致穷的，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反的，是穷导致“愚”。而且这个愚字还得打上引号。费老当时在云南教书，他发现教授的孩子在农村和农村的孩子在一块儿玩儿，在抓蚂蚱，教授的孩子抓的没有农村的孩子抓的好，他一下子想到，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这是知识类型的问题，但是现在考试是考城里人的那一套。如果城里孩子是在农村生活，相信过不了多久会被农村孩子淘汰掉，因为他们种地不行。费老意识到这背后不是愚的问题，是知识类型的问题。你不能把变量关系搞反了，以为农民愚，然后要改变愚，以为办学校，办医疗等等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事实上贫民教育运动不是因为抗战失败的，贫民教育运动不到1937年已经走向了衰落。因为他们把农村问题的变量关系搞错了。

　　北大医学部有位同学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中医疗项目的研究，研究当时的防疫情况，发现他们的确改变了当地的卫生条件。我问他一个问题，你花了多少钱改变了多少地方的卫生状况。你有这个资源是因为大牌教授和社会贤达，能够在国外找到钱，在少数几个地方搞，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可能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支教来说也是同样的，不可能通过支教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你对你周围的学生有没有作用，是有作用的，但是最好把这个作用看的谦虚一点。我不认为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对那帮小孩子的影响可能是今天我跟他讲了很多话他可能记住了，但是不一定能理解。他出去闯，闯出了名堂，回过头想，在我初三的时候有个老师让我一定要走出大山，到外面见见世面，这个东西变成他自己的经验，他觉得老师讲的真对。但是我反对那种认为我们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他们的行动是受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地方的环境的约束的。如果说我给他们带来了一点变化的话，那么主要是那个资助的钱起了一点作用。

　　很多人问我，你既然知道你去支教，没有什么用，你觉得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我会这样回答，首先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是抱着调查农村社会的目的下去的。我待得很好，和一帮农民交上了朋友。我大概半年回去一趟，看那个地方的变化。地方上的变化真的很让人兴奋的。我不是要鼓吹私立教育，我其实并不关心私立公立，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为农民提供更便宜、更大量的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我认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竞争能够促进两者的良性发展，而学券制能够促进学校的竞争，对农民实际受教育水平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第二点是支教一年对于自己的心态会有很好的调整。我去了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你稍微努努力，就能够帮助很多人。你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心态会变得很好。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无聊，没有目标，想自杀，那些人都是闲的！生活太好了！如果跑到那个地方干上半年，你会生活很充实，你会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支教经历对于当地学生的改变，还不如支教经历对于我的改变大。我的改变可能比他们的改变还要大得多。我整个心态非常好，现在做事情感觉很实在，觉得自己的事情很有意义，生活很有目的，不会觉得很悲观，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可能是身体方面的，我原来比较瘦，下去的时候是104斤，后来回来的时候是119斤。都是吃土豆吃的。我妈妈开始担心下去104斤回来80斤，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在温州那么多年没有长胖、一下乡就长胖了。

　　北大乡土中国协会的田天同学去独峪中学参观时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能够很好概括支教的意义。一个小孩子在退潮后的沙滩上一条一条地把滞留在沙滩上的小鱼丢回大海，有人问他：海滩上有那么多鱼，你这样做能救几条鱼，有什么意义呢？那个小孩子一边继续丢鱼回大海一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只知道我这样做对这条鱼……是有意义的……对这条……也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能概括我支教的意义，虽然帮助不了多少人，但是你知道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一些人就觉得很快乐。这大概是我对那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我想我的报道就做到这儿，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我们下面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