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交大的学风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与我后来所就读的北大，迥然不同。一个是严谨踏实，一个是自由宽松。这对我日后从事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

　　1944年我考入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交大是当时最难考的大学之一，以理工科闻名，但也有很好的国文基础。我就读交大时的名誉校长唐文治先生是国文大师，教我国文的陈柱尊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记得当时考交大的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没有一点古文的基础，根本无从下手；英文考试是将《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我的国文基础比较好，考了第一。后来我考北大时，语文入学试题的作文题目是《船》，相对容易，考生能自由发挥。

　　所有在交大读过书的学生，都会对交大校风之严格，记忆犹新。除国文课和第二外语课外，其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英语考试。入学考试也用英语。每堂课都要点名，上课时学生决不能睡觉，也不能随便缺课，否则，后面的课程就无法跟上。如果缺到一定程度的课，就会被学校取消考试资格。当时交大考试采取这样的做法：分数的计算用开方乘十的办法，如果是25分，开方以后，再乘以10,于是就有50分。如果是36分，就及格了。考试不仅考学生会不会做，还考熟练程度。如物理基础课考题共有3大题，一般学生能做2大题就已经是很好了，掌握得特别熟练的，只来得及做两题半。考试快结束时，教师倒计时，大声宣布：还有5分钟、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50秒、40秒……

　　当时的交大，学生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在前面。我考入交大铁路管理系的时候是第一名，又是班长，就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在严谨的校风和近乎苛刻的考试制度面前，同学们都非常勤奋，加倍努力学习。考前大家自愿结合，共同温课，自然形成学习小组。当时没有作弊情况，若有人作弊，大家都会看不起他，认为勤奋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作弊是自欺欺人，不诚实，没出息。近于苛刻的不易及格是老交大传统之一。因为题目难，大多数学生都考不到高分。教务处公布月考、期考分数时，用蓝色填写及格分数，红色填写不及格分数。记得当时总是红色一片触目惊心。对于如此高的要求，学生却乐于接受，口服心服。对批红色分数多的教师，则敬畏备至，认为他必是学识渊博，深不可测。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时，有的师生员工搬迁到内地去了，但大部分教师坚持留在租界里继续办学。留下来的教师都非常有名，老交大严谨踏实的学风、校风还是保持着。当时很多名校都有一个特点，名师都给“大一”即一年级的学生上课。学校强调一入学就使学生接受各种名教授思想的熏陶。因此给一年级上基础课的都是名教授。那时教我物理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裘维裕教授。此外的名师也不胜枚举，比如教微积分的胡敦复教授、教物理的姚启钧教授、赵富鑫教授、教化学的张怀义教授等等。

　　1945年，从大后方回来的交大，与前相比，感觉不再那么严格。因为在抗战期间，许多大学也四处流离，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但相对而言，当时在上海这个地方，交大还是交大，没有太多的干扰。于是，老的传统可能就被传承下来。现在看来，传统的教育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地方。虽然它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很严格的学习纪律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为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交大1944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