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人凤

　　译书院的设立

　　110年前，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成立。南洋公学章程中，就有“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身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的规定。学校创办人盛宣怀这一构想，是非常有见地的。

　　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于何时？笔者见过一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三十日盛宣怀致南洋公学总办汪凤藻(芝房)的照会，其中大段引述同年二月译书院主事张元济关于译书院撙节经费办法致盛宣怀的信。张在信中说：“查译书院额拨经费每年以一万两为限。……查译书院自二十五年(按即1899年)三月起至本年二月止，应领经费银三万两。”

　　综合张元济信中的内容和前面的资料、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于1898年春，即学校创办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但从盛宣怀聘请译员起，工作还只是筹备，该部门既没有一名正式的负责人，经费的拨给和支出也还没有达到规定的足额状态，只能是处于一个试运转阶段。1899年3月，即从张元济到职起，译书院工作才走上了正常运作的轨道。

　　译书院的地点、各种资料都称设于虹口，而不是在上海徐家汇的校本部内。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上海徐家汇还是乡村，与刚开辟的、沿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租界之间没有新式交通，往返需要乘乡间木船，与编外翻译人员及印书业务等联系十分不便的缘故。

　　译书院的人员

　　从张元济所拟译书院撙节办法后面所附人员支薪清单中，可以看到1902年初译书院专职人员不多：主校二人，即费念慈(屺怀)和张本人；分校七人，东文翻译一人；行政人员包括司账、书记共六人，工勤人员七人。

　　就在这份撙节办法中，有“屺怀前辈未能常川驻院”一语，说明费念慈虽列名张元济之前，但日常工作由张主持。张元济在戊戌维新时期，于北京主办通艺学堂，向年轻京官和官家子弟传授西学，在京城取得良好声誉，李鸿章、王文韶等大员对他十分赏识。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离京南下。李将他介绍给了正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此时译书院正处于筹办和试运转阶段，亟需一名通晓近代学校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又勤于办事的人来主持工作，于是一拍即合，张元济于1899年春出任译书院主事。

　　译书院聘有好几位兼职翻译。很可能译书院以外包、买稿为主，译稿完成后再由专职人员校核。有案可查的翻译有孟森(译有《步兵操典》、《日本宪兵制》等)、杨志洵(译有《军队内务书》)等。此外，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1902年夏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这些人后来都有不少著译，学术上都有成就。总之，译书院专、兼职人员中确实拥有一批我国早期从事沟通中外文化的人才。

　　译书院出过的书

　　译书院筹建时期，受到当时国内急于强兵卫国的思想情绪影响，目光集中于军事书籍。到了1901年7月，张元济呈文盛宣怀称，其时译书院历年共译成14种书，“内有关兵政者十二种，教案、商务者各一种”；尚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二种、国政二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均经译成，现已陆续付印。”两年间，正式出版书籍的进展缓慢，但从选题来看，兵书所占比例从100%下降到64%。

　　笔者见到一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书目，共有53种。其中兵书仅占三分之一。此时，译书院已近尾声，估计再有新书出版，总数最多也只能达到60种上下。这份书目揭示了这么两个事实：一是出版书籍中，兵书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普通高等教育的书籍比重上升，说明译书院出书的方向转向了直接为教育服务的宗旨；二是译书院出书的高峰期在1901年下半年和1902年。

　　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译〔英〕亚当·斯密著《原富》(后称《国富论》)，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书籍史、翻译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件大事。张元济与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即有密切交往，严复译出《原富》之后，交裕禄办的北方译局出版，稿酬3000两。但北方译局办事拖拉，久久不予落实。张元济深知该书的价值，说服了盛宣怀，以2000两白银(占译书院全年经费的20%！)买下严稿。1901年至1902年，该书分卷出版，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译书院和张元济

　　张元济从清政府官员，到后来的民间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经历了一场人生轨迹的大转折。而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这四年经历，正是这前后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连接线。

　　张元济在译书院积累了许多主持编译工作的经验。他刚走马上任，即写信向严复请教译书的选题、翻译人员工作量的计算办法等等。也是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张元济形成了版权和版权保护意识并付诸实践。英国下院于1703年通过了第一部《版权法》，而我国在200年后，还远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张元济不仅以巨额稿酬购买严复的译稿，出版后还付给20%版税。1902年，译书院出书更多，社会上学习新学的风气不断高涨，不少射利之徒纷纷盗版翻印，使译书院蒙受很大损失。张元济及时上书盛宣怀，后来译书院又上书江苏省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海观，要求“凡译书院译印官书均不许他人翻刻”，并照令上海县、租界当局。袁海观果然应允，并发布告示，晓谕“书贾人等一体知悉，毋得将该书院立案各种书籍翻刻渔利。”国家没有法律，就请求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予以保护。这是张元济版权保护意识的一次重要实践。

　　张元济到南洋公学后，接触社会和教育实践更多，又与蔡元培在一处共事，于是，这几年间，他的教育思想实现了从英才教育向普及教育的重要转变。他在1902年就已认识到“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这一教育观上的重大转变，使他从1902年起投身于规模很小的作坊式的商务印书馆，到从事普及教育的最基础的工作––编写初等小学的教科书。可以说，正是存在仅短短四五年时间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孕育了一位推动中国近现代出版、教育事业的文化巨人。

　　译书院的启示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我国最早的高校自办的出版社之一，可称之为我国高校出版社之嚆矢。戊戌维新时期，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开始形成，而就在这草创阶段，南洋公学就出现了自办的出版社。也可以这么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与高校自办出版社，几乎在同一时间浮现于地平线上。

　　后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交通大学虽然没有正式的出版社，但是20世纪20年代学校行政机构中，有校长直接领导下的“推广校务委员会”，下设“出版委员会”。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这些出版机构及其出版物，有力地推进了学校的教材建设。如1986年交大就有一半课程采用了本校教师编著的教材；帮助教师发表科研论著，从而整体地推进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学生社团的出版物对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学习、研究、办刊能力，也大有裨益。(作者系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校长张元济的嫡孙)